朱棣（明朝第三代皇帝）
明成祖朱棣（1360年5月2日—1424年8月12日），明朝第三位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第四子，明惠宗朱允炆之叔父。建文四年（1402年）即位，在位二十二年（1402年—1424年），年号“永乐”。
洪武三年（1370年），朱棣被册封为燕王。洪武十三年（1380年）就藩北平，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率军招降北元乃儿不花，声望日隆。建文帝即位后，厉行削藩，朱棣以奉天靖难为名，发动靖难之役，起兵攻打建文帝。建文四年（1402年）攻破南京，即皇帝位。政治上，继续实行削藩政策，加强中央集权；改革官制机构，设置内阁和东厂；为加强对北方的控制，迁都北京。军事上，五次亲征蒙古，占领安南；积极经营边疆，东北设立奴儿干都司，西北设置哈密卫，西南设贵州承宣布政使司，对南海地区积极经营，对西藏实行政教合一的政策。外交上，还委派郑和下西洋，加强中外友好往来。文化上，修《永乐大典》。又疏浚大运河，营建北京紫禁城等。统治期间，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史称“永乐盛世”。但其五征蒙古、出兵安南、派郑和下西洋 以及迁都北京等都耗费了很大国力，削藩政策的不彻底性也为其死后汉王叛乱埋下伏笔。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在第五次征蒙古回师途中，驾崩于榆木川，享年六十四岁。原庙号明太宗，谥号体天弘道高明广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葬于明长陵。嘉靖时期改庙号明成祖，改谥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吃瓜网】传位于皇太子朱高炽。
人物生平
生于战火
元末至正二十年（1360年）四月十七日，朱棣生于应天府（今江苏省南京市），五月，陈友谅兵寇池州，不久又传来陈友谅进攻太平（今安徽省当涂县）的文书。如果陈友谅攻陷了太平，与其相近的应天府就岌岌可危，朱棣便是在这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出生的。
宫廷生活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旧历年底，朱元璋准备明年就要正式登基称帝，看到自己已经有了七个儿子。这时形势已经初安，决心要为儿子们正式取名了。十二月二十四日。祭告太庙，把自己渡江后生了七个儿子归因于祖上的阴德：仰承先德，自举兵以来，渡江生子七人。今长子命名曰标，……曰棣……。这时，朱棣已经七周岁，才和众兄弟一样有了自己的名字。朱元璋不仅为儿子们取了名字，而且还制定了后世子孙取名的规则，每一支拟定了二十字辈分。同年，年仅七岁的朱棣与众兄弟受到了严格的军事训练，朱元璋认为七个儿子“宜习劳，令内侍制麻履行滕。凡诸子出城稍远，马行十七，步行十三。”所谓麻履，就是麻鞋，行滕是指缠腿。这里是说，让朱棣兄弟七人都穿着麻鞋，裹上缠腿，像士兵那样到城外远足，十分之七的路骑马，十分之三的路要步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还要不时地在演武场上练习武备。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册封诸皇子为王，封十岁的朱棣为燕王，又设立大宗正院，即后来的宗人府，掌管皇族内部事宜。 朱元璋认为，元朝的灭亡，有一条重要原因就是主弱臣强，皇帝不得藩屏之助。因此，分封诸王便是要让藩王拱卫皇帝，以维护朱家皇朝的统治。
洪武六年（1373年）三月，朱元璋颁布《昭鉴录》，四月，颁布《祖训录》给朱棣等藩王，令他们抄写在王宫正殿和内宫的东壁 ，书中搜集了古代藩王的优劣事迹，以对皇子们进行宗法教育。朱棣在宫廷中要遵守繁琐的礼仪制度 ，经常要参加各种朝见和祭仪。
洪武九年（1376年），十六岁的朱棣与魏国公徐达长女徐氏（即明成祖仁孝皇后）成婚。朱元璋以秦王朱樉、晋王朱棡、燕王朱棣即将前往封地，便派遣朱棣和秦、晋二王前往“中都”凤阳，观摩祖宗肇基之地，使他们了解明朝的基业由何而兴。自此之后，朱棣先后三次被派往凤阳常驻，在练兵演武的同时，还要充分了解民生疾苦和民间生活，对他的思想意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史载朱棣在凤阳时“民间细事，无不究知”，在凤阳的这段生活可看作是朱棣宫廷教育的实习阶段。
就藩北平
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棣就藩北平。分封诸王是朱元璋经过深思熟虑而后决定的。他认为，元朝的灭亡，有一条重要原因就是主弱臣强，皇帝不得藩屏之助。因此，朱元璋要让众子孙都来出力，以维护朱家皇朝。每位亲王拥有被称作“护卫”的少量军队，少的三千人，多的一万五千人。名义上，亲王不得干预地方事务。但是在紧急情况下，亲王可调遣王国所在地的镇守兵。每有军事行动，诸王都要带领护卫随军出征，那些在疆场上叱咤风云的将帅，虽身为大将军，也要受到这些年轻亲王的节制。在诸王之中，以晋王、燕王最被倚重。
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正月，朱元璋改大宗正院为宗人府，命朱棣担任右宗正。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正月，朱元璋命傅友德为大将军，率列侯赵庸、曹兴、王弼、孙恪等赴北平，训练军马，听燕王节制，以出征漠北。山西的军队归晋王节制。燕王率傅友德等出古北口，侦知元将乃儿不花等驻牧迤都，遂麾师前进。这时适逢大雪，诸将欲待雪止再进军。朱棣却认为天降大雪，敌军必然意料不到明军将至，应当乘雪速进。大军进抵迤都，与元军仅隔一沙碛，竟未被发觉。虽以重兵压境，朱棣仍欲智取。于是他派部将观童前往敌营劝降。观童与乃儿不花是老相识，两人相见，不禁相抱而泣。正在这时，明军已近围敌营。元军大败，乃儿不花想乘马逃走，观童告诉他这是燕王的军队，不必害怕。于是，乃儿不花与观童一起到明军营帐中请降。燕王设酒款待，乃儿不花深受感动，便带领他的全部部落和马驼牛羊，一起归降了明军。捷报传到京师，朱元璋高兴地说：“肃清沙漠者，燕王也！”朱元璋屡次命令燕王帅师出征，又令他节制沿边军马，自后，燕王威名大振，屡次被朱元璋授命参与北方军事。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命朱棣率颍国公傅友德出征，收捕番将阿失里等人。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三月，朱元璋命晋王节制山西、燕王节制北平各卫将士，凡军中事务，都要启奏朝廷和晋王、燕王。
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三月，朱棣率军北征至彻彻儿山，擒敌将孛林帖木儿等数十人，又追击至兀良哈秃城，遇敌哈剌兀，打败敌军凯旋。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晋王死后，朱元璋命朱棣节制北平都司、行都司、辽东都司及辽府护卫兵马，令他总率诸王防备边患。
朱元璋笃信佛教，诸王初封时，都要为他们选一名僧人加以辅佐。有一位僧人法名道衍（朱棣赐名姚广孝），是一位颇有谋略与学识的人，道衍随朱棣北上燕邸后，与他交往密切，十分投缘，还向朱棣推荐了一位术士，名叫袁珙。这两人都成了朱棣的谋士。朱棣还设法结纳地方文武官员，以培植自己的力量。
继统纷争
朱元璋虽立长子朱标为太子，但诸子之间早已开始了明争暗斗，其中，第三子晋王朱棡与朱棣之间的斗争尤其激烈。洪武二十三年，朱棣招降乃儿不花后，晋王忌惮朱棣的功劳，到太子朱标处发告朱棣不听自己的约束“劳师冒险”，使朱标将此事汇报给朱元璋。朱棣入朝，晋王又言语冒犯朱棣，还派人在燕王府内监视，搜求朱棣的“国中细故”，意欲倾陷朱棣，其剑拔弩张之势十分明显。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太子朱标去世，朱元璋接受学士刘三吾的建议，立皇孙朱允炆为皇太孙，以杜绝诸王对皇位的觊觎。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秦王去世。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去世前夕，晋王去世，朱棣成为了诸王中最年长者。这时朱棣的羽翼已经丰满，不但有久征惯战的护卫军，权限上也早已超出了“列爵不临民”的规定。
晋王死后一个多月，朱元璋曾给朱棣一道敕谕：“朕诸子独汝才智，秦、晋已薨，系汝为长，攘外安内，非汝其谁？尔其统率诸王，相机度势，防边乂民，以答天心，以副朕意。”无疑，这时朱元璋已把朱棣看作维护朱家皇朝的一个支柱，对他寄予很大希望。然而，朱元璋毕竟精明过人，他也虑及燕王及诸王权势过大，对继任皇帝构成威胁，所以，朱元璋临死时下遗诏：“诸王临国，毋得至京。王国所在文武吏士，听朝廷节制”，并在临终时警谕皇太孙“燕王不可不虑”。正显示出他的这一忧虑。
举兵靖难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闰五月，朱元璋去世，皇太孙即位，遗诏诸王在封国，不得到京师奔丧。燕王朱棣自北平去南京，因朱允炆诏令而停止。朱允炆用齐泰、黄子澄之议削藩，不到一年时间，周王、岷王、湘王、齐王、代王先后被废。朱棣则在加紧活动。他挑选壮士充实自己的护卫军，以勾逃军为名，收罗异人术士。表面上，朱棣藏起锋芒，假称有病，暗中则加紧练兵。他还利用燕府崇深之便，赶制军器。
接着，朱允炆令张昺为北平布政使，谢贵、张信掌北平都指挥使司，以谢贵控制北平（今北京市），另以都督宋忠、徐凯、耿瓛屯兵开平、临清、山海关一带，并调检燕府护卫军士，加强对燕王防范措施。
朱棣的佯狂只不过是缓兵之计，毕竟不能持久，他想在大军到来之前做好准备。他命令亲信护卫指挥张玉、朱能率将士八百人入卫王城。这时，北平都指挥使谢贵已经接到朝廷的命令，带领在城的七卫军队和屯田军士包围了王城，并用本栅截断了端礼门等的通道。朝廷削夺朱棣王号和逮捕燕府官属的诏书也在这时到达北平。
建文元年（1399年）六月，齐泰将燕使邓庸下狱审讯，具得朱棣将举兵反状，乃发兵逮燕府官属，并密敕张信逮捕朱棣。张信为朱棣旧部，此时遂降朱棣，朱棣随即为备。七月，朱棣以计（以装疯麻痹张昺、谢贵二人）擒杀张昺、谢贵，并命燕府护卫指挥张玉、朱能率兵乘夜攻夺北平九门，遂据北平。后以尊祖训、诛“奸臣”齐泰、黄子澄，为国“靖难”为名，誓师出征。革除建文年号，仍称“洪武三十二年”。他谕令将士，同时上书朝廷，声称根据《祖训》“朝无正臣，内有奸逆，必举兵诛讨，以清君侧之恶。”从此便开始了一场历时四年之久的战争，史称“靖难之役”。
四载干戈
战事之初，因北方诸将多朱棣旧部，降朱棣从战者甚多。朱棣先后下居庸关、怀来，捕获南军将领宋忠。趁势攻下遵化，永平投降。建文元年（1399年）八月，朱允炆以太祖旧将耿炳文为大将军，率师30万伐朱棣。大军到达真定（今河北省正定县），先锋抵雄县，为朱棣所袭，9千人全部战死。复战于真定，又大败。朱允炆遂以勋戚李景隆代耿炳文。九月，江阴侯吴高带领辽东兵马围困永平。李景隆合兵五十万，进军至河间扎营。十月，朱棣亲自率精骑袭大宁，执宁王朱权及其妃妾世子，得其部朵颜三卫骑兵（相当于雇佣兵，均为蒙古骑兵，战斗力极强），兵力骤增。李景隆乘虚攻北平，但不能克（朱棣长子朱高炽镇守，用冰冻住城墙，使李景隆无法破城）。燕王师自大宁返回后，于郑村坝大破李景隆军。李景隆退军德州。朱棣趁机攻打蔚州、大同，引李景隆派兵救援、劳师无功。朱允炆被迫罢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寺卿黄子澄职，以缓燕师。
建文二年（1400年）四月，双方又战于白沟河，李景隆再次战败，燕师乘胜围攻济南。山东参政铁铉固守济南，以逸待劳，燕师久攻不下，败还。九月，朝廷升铁铉为山东布政使，改命盛庸代李景隆。十二月，盛庸率师与燕军会战于东昌（今山东省聊城市），燕师大败，主将张玉战死。
建文三年（1401年），建文帝恢复齐、黄官职。二月，燕师再度南下。三月，在滹沱河打败盛庸，再在藁城打败吴杰等。朱允炆以放逐齐、黄为名，使他们外出募师勤王。当时，朱棣虽多胜，但损失颇重，而朝廷军源颇广，燕军于河北、山东一带所攻下的城邑，兵回后又为朝廷兵所据。
建文三年（1401年）底，有内臣自京师告密，朱棣得知南京空虚可图，决计改变战略。
建文四年（1402年）正月，朱棣率师南下。四月，连破何福、平安大军。五月克泗州、盱眙，兵指扬州。建文帝遣庆成郡主至燕师，乞割地求和，燕王不许。
南京即位
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江防都督陈瑄以舟师降燕，燕师渡江，下镇江，直逼南京。谷王朱橞与李景隆开金川门降，南京城陷，宫中火起，朱允炆不知所终。
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己巳，朱棣在南京奉天殿即皇帝位，革除建文年号，改当年为洪武三十五年，次年为永乐元年（1403年）。从此开始了他二十二年的统治。
与此同时，朱棣诏告天下：建文时期更改的成法，全部恢复旧制。凡建文年间贬斥的官员，一律恢复职务。建文年间制定的各项法律规定，凡与太祖相悖的，一律废除。但一些有利于民生的规定也被废除，如建文二年下令减轻洪武年间浙西一带的极重的田赋，至此又变重。
朱棣又着手恢复民生、蠲免赋税，下令山东、北平、河南遭受战祸的州县，有无法耕种的人民，免去三年的差税不曾被兵祸乱的地方，也与直隶凤阳、淮安、徐州、滁州、扬州一同蠲免秋夏税粮，其余直隶府州、山西、陕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广、两广、四川、云南各蠲免一半，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初一日以前拖欠的一应钱粮、盐课等一并免除。河南、山东、北平、淮南北流移的人民，令他们各还原籍复业，需要的种子牛具，令官府给付。
朱棣即位后，大规模对靖难功臣进行封赏。永乐元年（1403年）四月，再论靖难的功劳，封驸马都尉袁容等三人为侯，陈亨子陈懋等六人为伯。并广求贤才，对山林隐逸的怀材抱德之士，令官府寻访，量材擢用。
永乐盛世
学者指出，历史上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都是“对治理较好的一个时代的赞誉”，“具有几个基本特征：一是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比较安定；二是政治比较清明，国力强盛，在经营边疆和抵御外患上功业卓著，虽兴办浩大工程而财力不错；三是在文化建设上卓有成就”，“以这个标准来衡量，永乐朝都完全具备”，“呈现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辉煌”。还有学者指出，“明代历史上有两次大的政治裂变：一次是建文元年(1399)发生的‘靖难之役’……在‘靖难之役’中，燕王朱棣成功地实现了皇位更替，开创了新的时代”。朱棣死后庙号本为“太宗”，至嘉靖十七年(1538)改称“成祖”，世宗君臣赞其“再造之功，同于开创”。可以说，明朝从衰弱失败的建文王朝，到强盛成功的永乐王朝，无论是治国理念，还是施政作为，乃至实际效果，都已经明显不同。
永乐元年（1403年），朱棣为标榜文治，命翰林侍读学士解缙等人，广采天下书籍，分类编辑成书，不厌浩繁。第二年冬便编成了一部大型类书，朱棣命名为《文献大成》。但朱棣仍嫌此书简略，又命姚广孝等人重修，自有书契以来，凡经、史、子、集、百家、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各书无不包罗。永乐五年（1407年），书成，朱棣赐名《永乐大典》。这是一部规模空前的大型类书。全书22937卷，其中仅目录就有16卷，共11095册，总计约三亿七千万字。自先秦至明初，所引书七八千种之多，保存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极为珍贵。永乐四年（1406年），诏建北京宫殿。
永乐七年（1409年）后，朱棣多次北巡，长期住在北京，而以太子监国南京，天下奏章都要送往北京行在所。朱棣时期，完善了文官制度，在朝廷中逐渐形成了后来内阁制度的雏形。同时，提出“为治之道，在于宽猛适中”的原则。他利用科举制及编修书籍等笼络地主、士人，宣扬儒家思想，以改变明初过事佛、道教之风，选择官吏力求因才而用，为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南下北征
永乐四年（1406）七月，朱棣命成国公朱能佩征夷将军印充总兵官，西平侯沐晟为左副将军，新城侯张辅为右副将军，督师南征。进入安南，传檄数胡季犛、胡汉苍父子二十大罪，并告谕国人将辅立陈氏子孙。明军连战告捷。胡氏烧掉宫室，驾舟入海，后为明军所获。朱棣下诏，改安南为交趾，设立交趾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及都指挥使司，辖十五府，三十六州，一百八十一县，由布政司直隶五州，分辖二十九县，凡要害处，均设立卫所，加以控制。
永乐七年（1409年）二月，朱棣派使节赴鞑靼，要求“相与和好，朕主中国，可汗主朔漠，彼此永远相安无事。”不料，使节被杀，朱棣大怒，声称“逆命者歼除之”。当年七月，朱棣派淇国公丘福为征虏大将军，率师十万征讨鞑靼。但由丘福先率领千余人马到达胪朐河，轻敌冒进、指挥失当，与武成侯王聪、同安侯火真、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远一同战死，其所率领的人马也在胪朐河覆没。朱棣震怒，决意亲征。
永乐八年（1410年）二月，朱棣率五十万大军深入漠北，亲征鞑靼。五月，在斡难河畔大破本雅失里军，本雅失里仅以七骑逃遁。明军又击破阿鲁台军于兴安岭。阿鲁台部众溃散，阿鲁台携家属远遁，明军大获全胜。后来，阿鲁台降顺，朱棣封其为和宁王。在此之前，朱棣已封瓦剌首领马哈木为顺宁王、太平为贤义王、把秃孛罗为安乐王。但瓦剌势力不断强大，不仅阻遏明朝到西北的通道，而且企图控制鞑靼。朱棣不允许北方出现强大势力，于永乐十二年（1414年）二月，再度出塞，亲征瓦剌。六月，大破瓦剌首领马哈木，向阿鲁台宣谕捷报。这一仗，明军以五十万之众对付约三万人的瓦剌军，却打得异常艰苦，明军虽胜，而双方杀伤相当。第二年，瓦剌马哈木等遣使向明朝谢罪，恢复了对明朝的朝贡关系。
永乐十四年（1416年），朱棣下令营建北京宫殿。到永乐十八年（1420年），北京宫殿落成。这年九月，朱棣下令以北京为京师，正式迁都北京。朱棣迁都北京时，曾遭到不少人的反对。
永乐二十年（1422年）到二十二年（1424年），朱棣又三次率师出征漠北，但所获甚微。
驾崩归途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正月，鞑靼部首领阿鲁台率军进犯明山西大同、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北）等地。明成祖遂调集山西、山东、河南、陕西、辽东五都司之兵于京师（今北京）和宣府（今河北宣化）待命。四月三日，以安远侯柳升、遂安伯陈英为中军；武安侯郑亨、保定侯盂瑛为左哨，阳武侯薛禄、新宁伯谭忠为右哨；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为左掖，成山侯王通、兴安伯徐亨为右掖；宁阳侯陈懋、忠勇王金忠（又名也先土干）为前锋，出兵北征。二十五日，进至隰宁（今河北省沽源县），获悉阿鲁台逃往答兰纳木儿河（今蒙古境内之哈剌哈河下游），明成祖令全军急速追击。六月十七日，进至答兰纳木儿河，周围300余里不见阿鲁台部踪影，遂下令班师。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十八日，朱棣死于北征回师途中的榆木川（确切位置有争议）。这时六师在外，京师无主，朱棣左右商定绝对不泄露皇帝逝世消息。内臣马云与大学士杨荣、金幼孜商议，将军中的锡器收集起来熔成一椑（棺），将朱棣收殓。又将椑放在辇上，每天早晚照常上膳。大军继续朝京师进发，同时派人密报太子。
不久后皇太子朱高炽即位，便是明仁宗。朱棣被安葬在天寿山明长陵，与徐皇后合葬，尊谥称“启天弘道高明广运圣武神功纯仁孝文皇帝”，原庙号明太宗。明世宗嘉靖时改为明成祖。谥号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
为政举措
政治
加强皇权
（一）加强削藩
永乐初，朱棣为了安抚诸位藩王，稳定国内局势，同时表示自己和建文皇帝的不同，曾先后复周、齐、代、岷诸亲王旧封；建文皇帝的弟弟吴王朱允熥、衡王朱允熞、徐王朱允尚未就藩，朱棣皆降为郡王，同年又将已就藩的朱允熥、朱允熞召到燕京，以不能匡正建文皇帝为由废为庶人，软禁于凤阳，仅留朱允奉祀懿文太子，而朱允不久也于永乐四年死于火灾。但当其皇位较巩固时，又继续实行削藩。周、齐、代、岷诸王再次遭到削夺；迁宁王于南昌；徙谷王于长沙，旋废为庶人；削辽王护卫；削齐王护卫及官属，不久废为庶人。
（二）清除异己
建文四年（1402年），朱棣攻占南京后，左佥都御史景清行刺未遂，朱棣下令夷其九族，尽掘其先人冢墓。又籍其乡，转相攀染，致使村里为墟。后遂泛指朱棣穷治忠于建文诸臣之举。如方孝孺被灭十族，谪戍者八百七十三人，外亲坐死者复千余人；练子宁之死，弃市者一百五十一人，九族亲家之亲，被抄没戍远方者又数百人；陈迪之死，远戍者一百八十余人；司中之诛，姻族从死者八十余人；胡闰之死，全家抄提者二百七十人；董镛之死，姻族死戍者二百三十人；卓敬、黄观、齐泰、黄子澄、王度、卢原质等之死。
（三）监察机构
朱棣重视监察机构的作用，设立分遣御史巡行天下的制度，鼓励官吏互相告讦。他利用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设置镇守内臣和东厂衙门，恢复洪武时废罢的锦衣卫，厂卫合势，发展和强化了专制统治。
改革吏治
朱元璋时，由于废除了丞相制度，皇帝直接领导六部，事无巨细都要皇帝亲自处理，所以皇帝非常累。朱棣时期，完善了文官制度，在朝廷中逐渐形成了后来内阁制度的雏形。这个内阁制度后来被西方国家所效仿，一直延续。但内阁品级不高，一般要经过翰林院庶吉士锻炼，后来形成了“不是庶吉士不能进内阁”的潜规则。
迁都北京
北平是朱棣兴王之地，朱棣在此经营多年，统治比较稳定；另外北平处于北方农业区与牧区接壤处，交通便利，形势险要，是汉蒙各族贸易的中心以及北方政治与军事要地，定都于此不仅可抗击自北入侵的蒙古人，且可进一步控制东北地区，由南则可统领中原，有利于维护全国统一。因此，朱棣即位后，即开始准备迁都。永乐元年，诏以北平为北京，改北平府为顺天府。永乐四年（1406年），北京方面的臣僚开始奉旨征调工匠、民夫上百万人，正式营建北京宫殿。永乐五年，五月建北京宫殿。永乐九年，命工部尚书宋礼等修会通河。永乐十三年（1415年）五月，平江伯陈瑄等开凿淮安附近之清江浦，使久废的运河重新畅通；永乐十九年（1421年），改京师为南京，北京为京师。十二月，北京郊庙宫殿建成。十九年正月，朱棣在北京御奉天殿，朝百官，大祀南郊。迁都大政至此基本完成。此后北京一直是明朝的京师。今天的故宫、天坛、太庙（劳动人民文化宫）等规模宏大的建筑，就是自此开始陆续建造的。这为后人留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人事任用
朱棣时期任用的官吏
内阁
解缙、黄淮、胡广、胡俨、杨荣、金幼孜、杨士奇，杨溥
名臣
蹇义、郁新、刘观、郑赐、宋礼、金纯、夏原吉、吕震、金忠
酷吏
陈瑛、纪纲
功臣
封王朱能，张玉（封其子张辅为英国公），沐晟
封公孟善、丘福、徐增寿、陈亨、陈懋、郭亮、李彬、李远、柳升、宋晟、徐忠、袁容、张信、郑亨、沐春、姚广孝、王聪、顾成、张武、陈珪、薛禄、王真、吴允诚、薛贵
封侯孟瑛、陈瑄、何福、李濬、孙岩、谭渊、房宽、王友、王忠、刘荣、郭义、朱荣、王通、火真、薛绶
封伯陈贤、陈旭、刘才、张兴、赵彝、沐昂、房胜、徐理、徐祥、金玉、高士文、陈志
宦官
郑和：三保太监，七下西洋。
王景弘：郑和的副手。
侯显：有才辨，强力敢任，五使绝域，劳绩与郑和亚。
亦失哈：巩固北方边防，晚年研究改造武器，如改造bq（装枪头-为安装cd的先驱）。
王彦：原名王狗儿，尚宝监太监。
昌盛：神宫监太监，贵州人。历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五朝
阮安：明永乐朝时的著名建筑师和水利工程师。
经济
朱棣为保证北京粮食与各项物资的需要，于永乐九年疏浚会通河，永乐十三年（1415年）凿清江浦，使运河重新畅通，对南北经济文化交流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朱棣注意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认为“家给人足”、“斯民小康”是天下治平的根本。他大力发展和完善军事屯田制度和盐商开中则例，保证军粮和边饷的供给。派夏原吉治水江南，疏浚吴淞。在中原各地鼓励垦种荒闲田土，实行迁民宽乡，督民耕作等方法以促进生产，并注意蠲免赈济等措施，防止农民破产，保证了赋役征派。通过这些措施，永乐时“赋入盈羡”，达到有明一代最高峰。
永乐三年（1405年），全国税粮31133993石，这是连续第三年保持在三千一百万石以上的税收，按照当时不足一千万户的民户统计，每户平均纳税超过三石。此外从永乐元年起军卫屯田的收入也达到高峰23450000石，加上民户交纳的税粮，平均到当时人口，人均超过一石。
军事
参见：明成祖北伐、南征安南、望海埚之战（望海埚剿倭大捷）
注重北疆
朱棣对北部边防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和改造，不仅使边防指挥系统和沿边兵力部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也使北部边防的攻防组合得到改善。在此基础上，以京军为后盾的分地防御的边防格局初步形成。
北征蒙古
朱棣为了彻底解决元朝的残余势力，从1410年（永乐八年）开始，朱棣亲自率领明军进行北伐。这次北伐，明军在飞云山大战中击破五万蒙古铁骑，蒙古本部的鞑靼向明朝称臣纳贡。五次北伐致使蒙古势力进一削弱，维护了明朝边境的安宁，后来朱棣亦在第五次亲征得胜回朝途中病逝。
南征安南
安南古称交趾，自汉唐以来，一直是中国的属地，五代以后，方独立成国。元末战乱，安南趁机从中国版图脱幅，一度发兵攻入思明路永平寨，超越元代定界铜柱二百余里，霸占丘温、庆远等五县。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曾颁诏晓谕安南国王陈日昆，命令归还，但陈朝此时已由国相黎季犛掌权，他胁迫国王陈日昆，称兵拒命。朱元璋以战争方息，重在安抚，不愿再起干戈，于是置之不理，安南从此处于半独立状态。
后朱棣于1406年至1407年期间派兵攻打安南，最终安南独立，明封黎利为安南国王，从此朝贡不绝。这场战争最后以明朝胜利、胡朝灭亡告终，越南被并入明朝领土，标志着安南属明时期的开始。
望海埚大捷
永乐九年（1411年）三月，朝廷任命刘江为辽东总兵官，负责辽东防务。刘江是邳州宿迁人（今江苏省宿县），本名刘荣，因替父参军故冒父名刘江，后来立功授广宁侯，才改用初名刘荣。
永乐十四年（1416年）十二月，于旅顺口、望海埚、左眼、右眼、西沙洲、三手山、山头等地修建烽台七座，派兵防守，以防倭寇。永乐十七年（1419年）六月十五日在望海埚发生战争，此战总计杀死倭寇742名，生擒857名。刘江令用50辆大车载运俘虏，胜利地结束了望海埚战斗。
大阅兵
明史上最有名的大阅兵，发生在永乐十九年（1421年）三月，明成祖朱棣在北京北边的怀来调集军队10万人，精心挑选“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精锐相继表演骑兵包抄、步兵突击、步骑合击等项目，从广西、云南、四川调来的“土狼兵”、白杆兵演练了步兵劲弩齐射、长枪步兵刺杀训练等“军事科目”。来“观礼”的使节达27个国家之多。明朝军威之盛与睦邻友好的国策，在各国引起巨大反响。
文化
编纂大典
永乐元年（1403年）七月，朱棣命解缙、姚广孝、王景、邹辑等人纂修大型类书，至永乐二年（1404年）十一月编成《文献大成》，即《永乐大典》。《永乐大典》是中国古代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收录入《永乐大典》的图书均未删未改，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比十八世纪中叶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和《法国百科全书》要早300多年。
尊崇儒家
他利用科举制及编修书籍等笼络地主知识分子，宣扬儒家思想以改变明初嗜佛之风，选择官吏力求因才而用，为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宗教管理
朱棣在位期间，一方面严厉整顿和限制佛教，完成了对明朝整顿和限制佛教政策的补充和完善，另一方面又大力对之加以提倡和保护。朱棣对佛教采取的政策和措施，对他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维护国家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对佛教整顿和限制政策也为后朝所沿用，影响深远。朱棣崇奉真武神，大修武当山宫观，扶植武当道教，这是明史和中国道教史上的一件大事。
民族
朱棣在位期间，面对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处理方式，因此其民族关系思想也非常丰富。他的民族关系思想吸收了先前历朝历代皇帝的经验教训，对整个明朝乃至后世的清朝民族关系的处理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乌斯藏
河州卫口外的边都沟（今青海省循化县文都乡）土司，是十世班禅大师所出身的文都千户家族。该家族原在西藏，与萨迦款氏家族同宗，先祖随八思巴到青海，定居在循化文都，成为当地的藏族首领。明朝初年该家族归附明朝，其首领赏思曾进京朝贡，受到朱棣的封赏。直到本世纪五十年代，文都千户家还保存着朱棣赐给赏思的敕书和铜牌。朱棣还试图把当时宗教人物格鲁派（黄教）的创始人宗喀巴请到明廷。到15世纪初，宗喀巴主张的一种新的和更严格的寺院生活很受人注意，所以在1407年，朱棣请他来朝廷。宗喀巴拒绝了，1413年朱棣再次发出邀请，宗喀巴派了他的主要弟子之一释迦也失代替他前往南京。释迦也失从1414年至1416年留在南京，随即获准带了丰厚的礼物回藏。格鲁派继续与明朝朝廷交换礼物并派去使团，直至15世纪30年代。其他西藏的宗教领袖也受到推动而与明朝发生联系。虽然朱棣是出于对这些引人注目的宗教领袖的好奇心，但他也有意识地拒绝给任何可能因此会建立政治霸权的西藏领袖以唯一的中国庇护。朱棣鼓励政治的分裂，在这种背景下，朱棣没有承认该国名义上的世俗统治者帕木主巴王或与他建立关系，这很可能是精心策划的让西藏人分裂的政策的一部分。
蒙古
朱棣通过搞瓦解、赏赐和平定外蒙古的不听命于他的东蒙古人和瓦剌（西）蒙古人以及在其南面住在东内蒙古的兀良哈诸部落，想方设法在北方边境取得和平。在朱棣征剿叛逆的阿鲁台和马哈木部落领袖的同时，他还派使团带着礼物邀请蒙古人在纳贡制度下进行贸易。明朝廷利用这一制度出于几个目的。它提高了朝廷的威信；它能不求助于武力而使游牧民安分；它为明朝骑兵提供马匹的来源。蒙古诸部落接受这样的安排，因为它们需要取得中国的货物，虽然当它们的需要不能通过贸易得到满足时经常袭掠边境。为了控制蒙古纳贡使团的次数和规模，他们来华的路线和入境点、他们在朝廷呈献时的礼仪、朝贡品应付的价格、以及送给部落领袖及其使者的礼品，明朝廷都制订了细致的规定。例如，兀良哈诸卫获准每年派使团两次，每次300人，一次在皇帝生日时，一次在中国的元旦。但是这类规定从来没有严格实施过，也没有用于更远的东蒙古人和瓦剌蒙古人。蒙古使团一般呈献马、家畜作为贡品，要求报酬、礼品、官职和贸易特权。朝廷以钱钞、白银、丝绸、纺织品、官品和官衔赏赐给部落领袖及其使者，以高价收取贡品，并准许蒙古人在指定的地点进行贸易。例如，在1404和1406年为女真和兀良哈诸部落在开平和广宁设立两个马市。但是朝廷派的官员（通常为宦官）出于私利，经常改变赐给蒙古人的礼物的规格和他们贡品的价值。这样就常常引起纠纷和对边境的劫掠。已在辽东半岛定居的来自泰宁、朵颜和福余三个卫的蒙古人在永乐年间派出了最正规的纳贡使团。这是因为他们靠中国的礼品、补助和定期贸易为生，而朝廷则需要与他们保持良好的关系，以确保北方边境的安全。根据《明实录》，兀良哈部在某些年份（如1403年、1406年、1413年和1416年）作为一个正式的集体前来朝廷，但一般地说，这些使者被认定是代表个人的，呈献的贡品也多于容许的数量。兀良哈部的贡品主要是马匹；1414年的一次他们带来了约3000匹马。兀良哈部的纳贡使团在1410年、1411年、1418年和1422至1424年这些年份停止来华。中断出现在他们参加了阿鲁台或瓦剌人的叛乱时期，如1422年；这一次他们被阿鲁台征服，被迫参加他的事业。但是，当和平恢复，明廷继续接受兀良哈的使团，甚至为了保持和平，还容忍偶尔发生的边境劫掠事件。在阿鲁台统治下，东蒙古人继续与明成祖朝廷保持纳贡关系。明朝也容忍经常爆发的小的敌对行动，因为他谋求维持边境的和平。已知阿鲁台早在1408年就派过一个使团，但在1410年征蒙战役中他战败后，他才开始定期派出使团。在1410年至1424年期间，阿鲁台派了27个使团至明朝廷，此数超过了规定，而且在连续的两年（1413年和1414年）中他共派了11个使团。贡品主要为马匹。作为回报，明朝廷赐给他和他的使者纸钞、白银、丝织品和各种生活用品，授予他们官衔并慷慨地酬答他们的贡品。在1421年、1422年、1423你或1424年明成祖征讨阿鲁台时期，没有纳贡使团来朝。但一旦战争结束，朝廷又不加指责地接纳他的使团，其中两个使团在1424年8月明成祖死后不久到达。瓦剌蒙古人也与朱棣朝廷保持纳贡关系，在此同时又几次袭扰边疆进行劫掠。1408年10月，马哈木派第一个纳贡使团携马匹前来明朝廷；马哈木得到了封地并被赐给一枚王的印玺。1409年其他两个瓦剌部落领袖也得到类似的封赏。除了1414年、1416年、1420年和1422年，瓦剌人每年派正规的使团来朝。这些使团一般来自马哈木，但也有少数是其他部落领袖派出的。贡品主要为马匹。瓦剌使团在1414年中断来朝，当时马哈木造反；但在1415年瓦剌人恢复进贡。1418年4月，在马哈木死后两年，他的儿子脱懽与其他两个部落的领袖来到朝廷，要求继承他父亲的品位。这一请求被批准，于是脱懽派使团几乎岁岁来朝，一直到了永乐统治的末年。
奴儿干都司
永乐元年（1403年），明朝派人至奴儿干地区招抚，次年各部归附，朝廷任命各首领为指挥同知等职，其后数年，明朝即以此为基础，逐渐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成立了一百三十一个卫，永乐七年（1409年），在当地官员忽剌修奴的建议下，在黑龙江入海口一带成立都指挥使司以统辖各卫，以康旺为都指择同知，王肇舟为指挥佥事。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的统治范围，东南起日本海，并包括库页岛，西至斡难河（今鄂嫩河），北抵外兴安岭。其对于东北地区的统治并非直接掌管，而仅是在重要地点设军事据点及发展交通路线，各族实质上仍由各部族自行统治，而除少数官员之外，大多数官军人员由当地部族人民担任，中央间或派遣人员加以巡视宣慰各族人民。明成祖之后，明朝对于东北的经营较不重视，该地官员大多成为世袭而不受中央控制，宣德九年（1434年），正式撤销奴儿干都司。
女真族
朱棣在位时期把满州诸女真部落纳入纳贡制度之中。女真诸部落包括定居在鸭绿江西北和长白山之南的建州和毛怜部落；住在松花江和阿什河附近的半务农的海西女真；沿鸭绿江和乌苏里江靠渔猎为生的好战的生女真。皇帝有四大目标：保持满洲的安宁，以便他能集中精力对付蒙古的威胁；不让朝鲜成为在满洲支配一切的力量；促进诸如马匹和裘皮等产品的交易；在较为发达的女真部落民中传布中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念。朝廷在建立与女真人的关系方面采取了主动行动，其措施是派遣外交使团，送礼品给他们的部落领袖，邀请他们进行纳贡制度下的贸易。早在1403年，朱棣开始派一个使团出使建州女真的统治者阿哈出以进行笼络；使团受到很好的接待。12月，朱棣在建州设一女真卫，并赐官印以及钱钞、丝绸、袍服和生活用品等礼物给建州使者。不到五年，另外五个卫在女真领土上建立。朱棣在位时期，在满州设立179个卫和20个所，以确保女真人的臣服和纳贡贸易的顺利进行。许多在适当时机得到官衔、官品和贸易特权的女真部落领袖放弃了与朝鲜的联系，宣布他们效忠于明朝朝廷。
外交
外交政策
明朝的外交政策是以“宗主”自居的朝贡外交。当时的明朝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因此吸引了众多海外国家，出现了各国争相来朝的盛况。当时与明朝发生外交关系的国家多至近百个。前来朝贡者可分为三类：一是臣服于明朝，希望得到明朝承认、封赐与支持的国家或地区贡使；一是仰慕中国文化，想亲眼目睹中国风采的各国君主贵族；一是以贡使身份来华贸易的商人。
1405年，由于贡使日多，朱棣下令重置市舶司。于是在福建、浙江、广东分设来远、安远、怀远三市舶司，负责接待各国来使，而于京师设会同馆以待国宾。为了与各国来人交流，同时还设置了四夷馆，专掌翻译各国及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此后的永乐一朝中，先后有四位海外国家的国王泛海而来，其中三位留葬于明朝，这的确称得上是中外关系史上的大事。
1423年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回航的时候，船上载有16国1200多名使臣及其家属。到永乐晚期，来朝贡的国家超过60多个。
朝鲜
1402年9月，朱棣派俞士吉去通知朝鲜王李芳远他登基之事。11月，国王派使者请求新的印玺和敕封；1403年他又派一个使团，要求取得医治其父疾病的药材，它们标志着定期互派使节的开始。朝鲜人进贡土产品，如人参、漆器、豹和海豹皮；但在1429年之前，最重的负担是年贡150两黄金和700两白银。作为回报，皇帝赐给朝鲜王及其使者丰厚的礼物——丝绸、精美的衣服、药材、书籍和乐器；他还授予朝鲜王及其太子以荣誉的称号。
日本
与日本的外交关系在1380年已经中断，因为朱元璋怀疑日本人与他的失宠的大臣胡惟庸相勾结，企图篡夺皇位。关系在1399年首先被足利将军三世义满（1358年—1408年）恢复，他刚在西日本建立起他的权威。这位挥霍的将军对中国文化的爱慕是由他周围的禅宗僧人培养起来的，他急于恢复与中国的外交关系，这部分地是为了从有厚利可图的对华贸易中获益。1399年，他派一个使团带了一封颂扬的信件和贡品到建文帝的朝廷；使团受到良好的接待。义满的第二个使团在1403年晚期抵达南京，在随带的信中，将军自称“臣日本王”，此事在日本史上是一件非同寻常和有争议的事件。这是来朝新帝的第一个外国使团。
中亚、西亚
其后中亚、西亚国家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一直绵延到明末，单是帖木儿帝国，终明一世向中国派遣使节的次数就有60多次。这也说明阅兵不仅是宣示国家实力，还是扩大国家影响力的重要手段。
西洋
明朝初期以婆罗（Borneo）文莱为界，以东称为东洋，以西称为西洋，故过去所称南海、西南海之处，明朝称为东洋、西洋，且暹罗湾之海，称为涨海。
永乐三年（1405年），朱棣派遣宦官郑和为正使，王景弘为副使，率水手、官兵27800余人，乘“宝船”六十二艘，远航西洋。明朝舰队从苏州刘家港出发，到占城（今越南南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苏门答腊及锡兰等地，经印度西岸折回返国。以后又于1407年至1433年的二十多年间，先后七次出海远航，经过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岸、红海和伊斯兰教圣地麦加。
史籍记载
《明史·本纪第五·明成祖一》
《明史·本纪第六·明成祖二》
《明史·本纪第七·明成祖三》
《明太宗实录》
后世纪念
陵寝墓地
明成祖朱棣死后葬于长陵。明长陵是北京十三陵之首陵，朱棣及皇后的合葬墓。
始建于永乐七年（1409年）。
人物评价
总评
明成祖文武全才，宽严并济，知人善任，谗间不行，用兵应变，机智神勇。郡县有遇到灾害的，就免租赈灾，荣受直言，保全功臣。外国受封之国多达三十余个，国势极盛！唯独对建文帝忠臣处理过狠，不能说是没有遗憾的。
历代评价
李贽：“我国家二百余年以来，休养生息，遂至于今。士安于饱暖，人忘其战争，皆我明成祖文皇帝与姚少师之力也。”
万斯同：“帝刚果善断，能决大谋。用兵常以少击众，开阖如神。身先士卒所向克捷。知人善任，使士有一艺辄录用，弗遗与臣下语。表里洞达，无识芥之嫌，不侈祯祥。每谨灾变水旱饥馑赈恤如弗及以故六军数出，工役繁兴与而民不至困敝。在位二十二年，励精勤政，威德远被。穷荒绝域，受朝命修职数十国，其建司置卫，设官世守者以千百计，有明功烈于斯为盛矣。”
吕抚：“上文武全才，宽严并济，知人善任，谗间不行。用兵应变，机智如神，郡县灾伤，蠲租赈谷。容受直言，保全功臣。外国受封者三十余国，亦盛矣哉。”
梁启超：“明成祖以雄才大略，承高帝之后，天下初定，国力大充，乃思扬威德于域外，此其与汉孝武、唐太宗之时代正相类。明成祖既北定鞑靼，耀兵于乌梁海以西，西辟乌斯藏，以法号羁縻其酋，南戡越南，夷为郡县。陆运之盛，几追汉唐，乃更进而树威于新国。郑和之业，其主动者，实绝世英主明成祖其人也。”
毛泽东：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不识字的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
《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明成祖被公认为一个多智多谋和精力充沛的征战者，通过他的征剿和对外的远征，他完善了开国皇帝的丰功伟绩，并使明朝的力量和影响达到了顶峰。他被誉为一个有干劲和献身精神的统治者，他恢复了儒家治国之术和重新建立起古代的政制；他又被誉为一个把帝国南北两部分统一起来从而为王朝奠定新基础的人。
孟森：“明成祖以马上得天下，既篡大位，遂移其武力以对外，凡五征漠北，皆亲历行阵，假使建文承袭祖业，必不能有此。此明一代之侈言国威者无不归功于永乐之世也。”；“明成祖朱棣是历史上争议颇大的一位帝王，他立有不世之功，创造了明初盛世，但他好大喜功，多疑好杀，手上沾满了鲜血。总体来说是功大于过。”
日本著名汉学家那珂通世：昔汉武、唐宗者，虽屡破北狄，但均系遣大将而非亲征。汉人天子远渡沙漠者，唯明成祖一人。
蔡石山：“明朝的永乐皇帝，驾崩于1424年8月12日，自从1402年7月17日登极以来——近乎八千零六十二天的在位期间——而且所有的证据也显示，他从未浪费过一天”。在书末，他再次评价明成祖“毋庸置疑，永乐有过多的自我，而且拥有很多的美德：他是自信、直率的，能够甄别和牢记有很强能力之人的贡献，而且保护依靠他的那些人，尤其是他的家人。不过，他也有黑暗面，特征就是不必要又未经思考的侵犯性，而这类侵犯性经常产生了暴虐和消耗”。
白寿彝：朱棣的好大喜功、耀武扬威的性格，也不免在处理外交事务上造成失误。永乐四年，朱棣派兵入安南，平定黎氏之乱后，下诏改安南为交阯，设立交阯布政司，使之成为明皇朝的一个辖区。这一做法，显然是违背了安南人民的愿望，安南人民不断起来反抗。为了平定安南人民的反抗，明皇朝屡屡遣军南征，战争持续了二十多年，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史书评价
《明史·成祖本纪》：文皇少长习兵，据幽燕形胜之地，乘建文孱弱，长驱内向，奄有四海。即位以后，躬行节俭，水旱朝告夕振，无有壅蔽。知人善任，表里洞达，雄武之略，同符高祖。六师屡出，漠北尘清。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明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陨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然而革除之际，倒行逆施，惭德亦曷可掩哉。
明仁宗朱高炽《大明长陵神功圣德碑碑文》：惟皇考靖难之绩，实配皇祖开创之功。而守文致理，充拓疆宇，才略之大，条理之密，又本之以尧舜文武之心。故勋业甚盛，是汉唐宋以来英君明主轶，而过之远矣。
明宣宗朱瞻基《大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序》:皇祖太宗文皇帝以至仁大圣奠安宗社，君主华夷，覃霈恩泽，一视同仁。礼乐文明之化，弘被远迩，乾坤之内，日月之所照临，四裔君长，悉臣悉顺，朝觐贡献之使，接踵道路，稽颡阙下者无虚日，建官府、授封爵逾数十万里之外，德威广被，古所未有，何其盛也。
《大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二百七十四》：盖唐虞三代以来，若汉之高帝、世祖，唐之文皇，宋之太祖，其宽仁大度、聪明文武、闳远之规、乾刚之用，帝皆兼而有之，是以功烈之盛，前古鲜俪焉。
人物争议
生母之谜
朱棣的生母是数百年来一直扑朔迷离。中国古代正妻生的儿子称嫡子，非正妻生的儿子称庶子。正妻被称为嫡母，其它的妾被称为庶母。对帝王家来说，嫡子和庶子在名份上有重大差别。按照封建宗法制度，皇帝死了，皇位要由嫡长子继承。即使嫡长子死得早，如果嫡长子有儿子，也要由嫡长子的嫡长子来继承，其他庶子则不得觊觎。
马皇后所生
朱棣自称是马皇后所生，是嫡子。依据是《燕王令旨》说：“顾予匪才，乃父皇太祖高皇帝亲子，后孝慈高皇后亲生，皇太子亲弟，忝居众王之长”。《明太宗实录》也说：“高皇后生五子，长懿文皇太子标，次秦愍王樉，次晋王，次上，次周定王橚。”《明史。成祖本纪》因之，云：“文皇帝讳棣，太祖第四子也。母孝慈高皇后。”
其实，经历代学者考证，明成祖的生母不是马皇后。明成祖的生母问题，不只是关系到他的身世，而且深刻地影响到他一生的行为。
碽妃所生
有野史记载碽妃就是朱棣生母，并且正史之中也能找到应对此项推测的证据。明末何乔远之《闽书》、谈迁之《国榷》、《国史异考》、李清之《三垣笔记》中都记载过，根据是明汪宗元撰《南京太常寺志》。《南京太常寺志》中确实写明，朱棣的母亲是碽妃，而孝陵神位的摆布为左一位李淑妃，生太子朱标、秦王、晋王（根据史料，李淑妃不可能是太子朱标生母），右一位碽妃，生成祖朱棣。近人傅斯年、朱希祖、吴晗等也皆主此说。
元妃说、高丽妃说
另外的说法有元妃说、高丽妃说。明王世懋著《窥天外乘》记：“成祖皇帝为高皇后第四子甚明，而野史尚谓是元主妃所生。”清萨囊彻辰撰《蒙古源流》则说成祖是元主妃洪吉喇氏所生。“先是蒙古托兖特穆尔乌哈噶图汗（元顺帝）岁次戊申，汉人朱葛诺延年25岁，袭取大都城，即汗位，称为大明朱洪武汗。其乌哈噶呼图汗之第三福晋系洪吉喇特托克托太女，名格呼勒德哈屯，怀孕七月，洪武汗纳之。越三月，是岁戊申生一男。……”说得神乎其神，似乎确有其事。刘献廷在《广阳杂记》中说：“明成祖非马后子也。其母翁氏，蒙古人，以其为元顺帝之妃，故隐其事，宫中别有庙，藏神主，世世祀之，不关宗伯。有司礼太监为彭恭庵言之。余少每闻燕主故老为此说，今始信焉。“近人傅斯年所见的明人笔记，则以成祖为元顺帝高丽妃所遗之子。
诛灭十族
关于朱棣对方孝孺“诛十族”的说法，有学者提出质疑。南开大学南炳文、汤纲所著《明史》中沿用“诛十族”的说法。此外，原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商传的《永乐皇帝大传》、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毛佩琦《永乐皇帝大传》也用此种说法。
近年来有学者提出质疑。方孝孺殉难事迹目前所见的最早记载是《奉天靖难记》。至《立斋闲录》成书的成化末至弘治中后期，“诛十族”的说法还没有出现。方孝孺殉难事迹的信息自明中叶以后有增加的趋势，尤以郑晓所记《文学博士方孝孺》为综合诸多说法的代表。而“诛十族”一说自弘治、正德年间以文本形式出现后，开始被人们引用或重视，但也仅是作为一种说法，并未成为方孝孺殉难事迹不可缺失的一部分。至明末，方孝孺殉难事迹与“诛十族”联系得非常紧密，很少有文献在涉及他的殉难事迹时不谈及“诛十族”的。入清之后，清代官方史书未采行“诛十族”的说法和叙事，但大致保留了方孝孺殉难事迹中的其他信息。此时在民间和私修史书中“诛十族”情节仍然与方孝孺殉难事迹紧密结合且广泛流传。
通过梳理明代几种主要文献中的方孝孺殉难事迹，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方孝孺殉难事迹的记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信息被加入，其中就包括“诛十族”说。综合考量历史和法律、制度文献，方孝孺殉难事迹的叙事演化过程是由很多因素综合导致的。
其一，方孝孺在信奉儒家学说的士大夫心中确实很冤，他践行儒家的忠义，最后死于气节，符合舍生取义的价值取向，所以明朝历代均有对其表示同情的士大夫，并随着士大夫政治的兴起逐渐被平反，而平反的过程又促进方孝孺殉难叙事的丰富。其二，方孝孺的持节守义彰显了士大夫的忠义精神，成为后世士大夫的楷模，也成为伸张士大夫政治的精神象征，在启、祯两朝更是成为东林人士的精神榜样。其三，明末关于方孝孺的殉难叙事中均有“诛十族”的内容，入清以后更是广泛流传。正是上述原因的作用，才形成了我们今日所熟知的包含“诛十族”在内的方孝孺殉难事迹。故而有学者认为，“诛十族”只是一种cs，并非史实。
为政争议
五征蒙古
对于朱棣的五出三犁，明初本没有太大争议，一方面由于官方正史的全面肯定，另一方面出于民族尊严的考虑，即使官方史料存在夸大其词的嫌疑，也没有多少文人去细究。随着明史研究的如火如荼，许多专家学者开始深入研究，重新审视明成祖五出漠北这一历史重大事件。毛佩琦在《永乐大帝：朱棣》中对朱棣五出漠北基本持否定态度，“以朱棣的胸怀，是要做全天下之主的，他的征交阯、下西洋、出西域等等，均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唯独北征蒙古，为之留下了终生遗憾，垒土九仞，功亏一篑，每读史至此，常为惜之。”毛佩琦叹惜朱棣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但惟独对北征蒙古留下遗憾，并在著作中细致分析了北征蒙古的不可取性。滕新才的《明成祖五征蒙古评议》对朱棣五征蒙古持全面否定态度：“明成祖朱棣五次北征蒙古，是好大喜功性格的产物。五次北征，劳而无功，反导致明朝国库空虚，民族关系恶化，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很多学者诟病朱棣五征蒙古未能一劳永逸。
用人之失
明成祖在长达二十二年的帝王生涯中，有一些用人方面的过失。首先，对于真心归降的建文旧臣，明成祖能够做到不计前嫌、择才用之，而对于那些不肯归降的人则大开杀戒。其次，任用酷吏。明成祖知道自己的皇位得来的不光彩，便疑心臣下对自己的忠心。为了更好地控制臣下，他就像当初的武则天一样任用酷史打杀异己，其中有不少朝臣就死于酷吏之手，像解缙、周新等。第三，重用宦官，还创设了东厂这一臭名昭著的特务机构。东厂一经设立便终明一世不废，宦官由此可以堂而皇之地对上自王公大臣、下自平民百姓的一言一行进行侦伺，从而使整个社会处于特务组织的严密监控之中。这为宦官干政创造了有利条件，成为有明一代最为严重的弊端之一，明成祖对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逝世地争议
明十三陵的长陵碑记及《明史》等均记载朱棣病逝于榆木川。对于榆木川的确切位置，有河北沽源县北说、多伦县西北蔡木山与克什克腾旗交界说、多伦县东南三道沟林场说、今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东南说等。从蒙元时期多伦诺尔的地理概念和朱棣逝后遗体运回京城的路线来看，榆木川当在多伦县西北。
艺术形象
生于战火
元末至正二十年（1360年）四月十七日，朱棣生于应天府（今江苏省南京市），五月，陈友谅兵寇池州，不久又传来陈友谅进攻太平（今安徽省当涂县）的文书。如果陈友谅攻陷了太平，与其相近的应天府就岌岌可危，朱棣便是在这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出生的。
宫廷生活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旧历年底，朱元璋准备明年就要正式登基称帝，看到自己已经有了七个儿子。这时形势已经初安，决心要为儿子们正式取名了。十二月二十四日。祭告太庙，把自己渡江后生了七个儿子归因于祖上的阴德：仰承先德，自举兵以来，渡江生子七人。今长子命名曰标，……曰棣……。这时，朱棣已经七周岁，才和众兄弟一样有了自己的名字。朱元璋不仅为儿子们取了名字，而且还制定了后世子孙取名的规则，每一支拟定了二十字辈分。同年，年仅七岁的朱棣与众兄弟受到了严格的军事训练，朱元璋认为七个儿子“宜习劳，令内侍制麻履行滕。凡诸子出城稍远，马行十七，步行十三。”所谓麻履，就是麻鞋，行滕是指缠腿。这里是说，让朱棣兄弟七人都穿着麻鞋，裹上缠腿，像士兵那样到城外远足，十分之七的路骑马，十分之三的路要步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还要不时地在演武场上练习武备。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册封诸皇子为王，封十岁的朱棣为燕王，又设立大宗正院，即后来的宗人府，掌管皇族内部事宜。 朱元璋认为，元朝的灭亡，有一条重要原因就是主弱臣强，皇帝不得藩屏之助。因此，分封诸王便是要让藩王拱卫皇帝，以维护朱家皇朝的统治。
洪武六年（1373年）三月，朱元璋颁布《昭鉴录》，四月，颁布《祖训录》给朱棣等藩王，令他们抄写在王宫正殿和内宫的东壁 ，书中搜集了古代藩王的优劣事迹，以对皇子们进行宗法教育。朱棣在宫廷中要遵守繁琐的礼仪制度 ，经常要参加各种朝见和祭仪。
洪武九年（1376年），十六岁的朱棣与魏国公徐达长女徐氏（即明成祖仁孝皇后）成婚。朱元璋以秦王朱樉、晋王朱棡、燕王朱棣即将前往封地，便派遣朱棣和秦、晋二王前往“中都”凤阳，观摩祖宗肇基之地，使他们了解明朝的基业由何而兴。自此之后，朱棣先后三次被派往凤阳常驻，在练兵演武的同时，还要充分了解民生疾苦和民间生活，对他的思想意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史载朱棣在凤阳时“民间细事，无不究知”，在凤阳的这段生活可看作是朱棣宫廷教育的实习阶段。
就藩北平
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棣就藩北平。分封诸王是朱元璋经过深思熟虑而后决定的。他认为，元朝的灭亡，有一条重要原因就是主弱臣强，皇帝不得藩屏之助。因此，朱元璋要让众子孙都来出力，以维护朱家皇朝。每位亲王拥有被称作“护卫”的少量军队，少的三千人，多的一万五千人。名义上，亲王不得干预地方事务。但是在紧急情况下，亲王可调遣王国所在地的镇守兵。每有军事行动，诸王都要带领护卫随军出征，那些在疆场上叱咤风云的将帅，虽身为大将军，也要受到这些年轻亲王的节制。在诸王之中，以晋王、燕王最被倚重。
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正月，朱元璋改大宗正院为宗人府，命朱棣担任右宗正。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正月，朱元璋命傅友德为大将军，率列侯赵庸、曹兴、王弼、孙恪等赴北平，训练军马，听燕王节制，以出征漠北。山西的军队归晋王节制。燕王率傅友德等出古北口，侦知元将乃儿不花等驻牧迤都，遂麾师前进。这时适逢大雪，诸将欲待雪止再进军。朱棣却认为天降大雪，敌军必然意料不到明军将至，应当乘雪速进。大军进抵迤都，与元军仅隔一沙碛，竟未被发觉。虽以重兵压境，朱棣仍欲智取。于是他派部将观童前往敌营劝降。观童与乃儿不花是老相识，两人相见，不禁相抱而泣。正在这时，明军已近围敌营。元军大败，乃儿不花想乘马逃走，观童告诉他这是燕王的军队，不必害怕。于是，乃儿不花与观童一起到明军营帐中请降。燕王设酒款待，乃儿不花深受感动，便带领他的全部部落和马驼牛羊，一起归降了明军。捷报传到京师，朱元璋高兴地说：“肃清沙漠者，燕王也！”朱元璋屡次命令燕王帅师出征，又令他节制沿边军马，自后，燕王威名大振，屡次被朱元璋授命参与北方军事。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命朱棣率颍国公傅友德出征，收捕番将阿失里等人。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三月，朱元璋命晋王节制山西、燕王节制北平各卫将士，凡军中事务，都要启奏朝廷和晋王、燕王。
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三月，朱棣率军北征至彻彻儿山，擒敌将孛林帖木儿等数十人，又追击至兀良哈秃城，遇敌哈剌兀，打败敌军凯旋。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晋王死后，朱元璋命朱棣节制北平都司、行都司、辽东都司及辽府护卫兵马，令他总率诸王防备边患。
朱元璋笃信佛教，诸王初封时，都要为他们选一名僧人加以辅佐。有一位僧人法名道衍（朱棣赐名姚广孝），是一位颇有谋略与学识的人，道衍随朱棣北上燕邸后，与他交往密切，十分投缘，还向朱棣推荐了一位术士，名叫袁珙。这两人都成了朱棣的谋士。朱棣还设法结纳地方文武官员，以培植自己的力量。
继统纷争
朱元璋虽立长子朱标为太子，但诸子之间早已开始了明争暗斗，其中，第三子晋王朱棡与朱棣之间的斗争尤其激烈。洪武二十三年，朱棣招降乃儿不花后，晋王忌惮朱棣的功劳，到太子朱标处发告朱棣不听自己的约束“劳师冒险”，使朱标将此事汇报给朱元璋。朱棣入朝，晋王又言语冒犯朱棣，还派人在燕王府内监视，搜求朱棣的“国中细故”，意欲倾陷朱棣，其剑拔弩张之势十分明显。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太子朱标去世，朱元璋接受学士刘三吾的建议，立皇孙朱允炆为皇太孙，以杜绝诸王对皇位的觊觎。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秦王去世。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去世前夕，晋王去世，朱棣成为了诸王中最年长者。这时朱棣的羽翼已经丰满，不但有久征惯战的护卫军，权限上也早已超出了“列爵不临民”的规定。
晋王死后一个多月，朱元璋曾给朱棣一道敕谕：“朕诸子独汝才智，秦、晋已薨，系汝为长，攘外安内，非汝其谁？尔其统率诸王，相机度势，防边乂民，以答天心，以副朕意。”无疑，这时朱元璋已把朱棣看作维护朱家皇朝的一个支柱，对他寄予很大希望。然而，朱元璋毕竟精明过人，他也虑及燕王及诸王权势过大，对继任皇帝构成威胁，所以，朱元璋临死时下遗诏：“诸王临国，毋得至京。王国所在文武吏士，听朝廷节制”，并在临终时警谕皇太孙“燕王不可不虑”。正显示出他的这一忧虑。
举兵靖难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闰五月，朱元璋去世，皇太孙即位，遗诏诸王在封国，不得到京师奔丧。燕王朱棣自北平去南京，因朱允炆诏令而停止。朱允炆用齐泰、黄子澄之议削藩，不到一年时间，周王、岷王、湘王、齐王、代王先后被废。朱棣则在加紧活动。他挑选壮士充实自己的护卫军，以勾逃军为名，收罗异人术士。表面上，朱棣藏起锋芒，假称有病，暗中则加紧练兵。他还利用燕府崇深之便，赶制军器。
接着，朱允炆令张昺为北平布政使，谢贵、张信掌北平都指挥使司，以谢贵控制北平（今北京市），另以都督宋忠、徐凯、耿瓛屯兵开平、临清、山海关一带，并调检燕府护卫军士，加强对燕王防范措施。
朱棣的佯狂只不过是缓兵之计，毕竟不能持久，他想在大军到来之前做好准备。他命令亲信护卫指挥张玉、朱能率将士八百人入卫王城。这时，北平都指挥使谢贵已经接到朝廷的命令，带领在城的七卫军队和屯田军士包围了王城，并用本栅截断了端礼门等的通道。朝廷削夺朱棣王号和逮捕燕府官属的诏书也在这时到达北平。
建文元年（1399年）六月，齐泰将燕使邓庸下狱审讯，具得朱棣将举兵反状，乃发兵逮燕府官属，并密敕张信逮捕朱棣。张信为朱棣旧部，此时遂降朱棣，朱棣随即为备。七月，朱棣以计（以装疯麻痹张昺、谢贵二人）擒杀张昺、谢贵，并命燕府护卫指挥张玉、朱能率兵乘夜攻夺北平九门，遂据北平。后以尊祖训、诛“奸臣”齐泰、黄子澄，为国“靖难”为名，誓师出征。革除建文年号，仍称“洪武三十二年”。他谕令将士，同时上书朝廷，声称根据《祖训》“朝无正臣，内有奸逆，必举兵诛讨，以清君侧之恶。”从此便开始了一场历时四年之久的战争，史称“靖难之役”。
四载干戈
战事之初，因北方诸将多朱棣旧部，降朱棣从战者甚多。朱棣先后下居庸关、怀来，捕获南军将领宋忠。趁势攻下遵化，永平投降。建文元年（1399年）八月，朱允炆以太祖旧将耿炳文为大将军，率师30万伐朱棣。大军到达真定（今河北省正定县），先锋抵雄县，为朱棣所袭，9千人全部战死。复战于真定，又大败。朱允炆遂以勋戚李景隆代耿炳文。九月，江阴侯吴高带领辽东兵马围困永平。李景隆合兵五十万，进军至河间扎营。十月，朱棣亲自率精骑袭大宁，执宁王朱权及其妃妾世子，得其部朵颜三卫骑兵（相当于雇佣兵，均为蒙古骑兵，战斗力极强），兵力骤增。李景隆乘虚攻北平，但不能克（朱棣长子朱高炽镇守，用冰冻住城墙，使李景隆无法破城）。燕王师自大宁返回后，于郑村坝大破李景隆军。李景隆退军德州。朱棣趁机攻打蔚州、大同，引李景隆派兵救援、劳师无功。朱允炆被迫罢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寺卿黄子澄职，以缓燕师。
建文二年（1400年）四月，双方又战于白沟河，李景隆再次战败，燕师乘胜围攻济南。山东参政铁铉固守济南，以逸待劳，燕师久攻不下，败还。九月，朝廷升铁铉为山东布政使，改命盛庸代李景隆。十二月，盛庸率师与燕军会战于东昌（今山东省聊城市），燕师大败，主将张玉战死。
建文三年（1401年），建文帝恢复齐、黄官职。二月，燕师再度南下。三月，在滹沱河打败盛庸，再在藁城打败吴杰等。朱允炆以放逐齐、黄为名，使他们外出募师勤王。当时，朱棣虽多胜，但损失颇重，而朝廷军源颇广，燕军于河北、山东一带所攻下的城邑，兵回后又为朝廷兵所据。
建文三年（1401年）底，有内臣自京师告密，朱棣得知南京空虚可图，决计改变战略。
建文四年（1402年）正月，朱棣率师南下。四月，连破何福、平安大军。五月克泗州、盱眙，兵指扬州。建文帝遣庆成郡主至燕师，乞割地求和，燕王不许。
南京即位
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江防都督陈瑄以舟师降燕，燕师渡江，下镇江，直逼南京。谷王朱橞与李景隆开金川门降，南京城陷，宫中火起，朱允炆不知所终。
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己巳，朱棣在南京奉天殿即皇帝位，革除建文年号，改当年为洪武三十五年，次年为永乐元年（1403年）。从此开始了他二十二年的统治。
与此同时，朱棣诏告天下：建文时期更改的成法，全部恢复旧制。凡建文年间贬斥的官员，一律恢复职务。建文年间制定的各项法律规定，凡与太祖相悖的，一律废除。但一些有利于民生的规定也被废除，如建文二年下令减轻洪武年间浙西一带的极重的田赋，至此又变重。
朱棣又着手恢复民生、蠲免赋税，下令山东、北平、河南遭受战祸的州县，有无法耕种的人民，免去三年的差税不曾被兵祸乱的地方，也与直隶凤阳、淮安、徐州、滁州、扬州一同蠲免秋夏税粮，其余直隶府州、山西、陕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广、两广、四川、云南各蠲免一半，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初一日以前拖欠的一应钱粮、盐课等一并免除。河南、山东、北平、淮南北流移的人民，令他们各还原籍复业，需要的种子牛具，令官府给付。
朱棣即位后，大规模对靖难功臣进行封赏。永乐元年（1403年）四月，再论靖难的功劳，封驸马都尉袁容等三人为侯，陈亨子陈懋等六人为伯。并广求贤才，对山林隐逸的怀材抱德之士，令官府寻访，量材擢用。
永乐盛世
学者指出，历史上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都是“对治理较好的一个时代的赞誉”，“具有几个基本特征：一是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比较安定；二是政治比较清明，国力强盛，在经营边疆和抵御外患上功业卓著，虽兴办浩大工程而财力不错；三是在文化建设上卓有成就”，“以这个标准来衡量，永乐朝都完全具备”，“呈现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辉煌”。还有学者指出，“明代历史上有两次大的政治裂变：一次是建文元年(1399)发生的‘靖难之役’……在‘靖难之役’中，燕王朱棣成功地实现了皇位更替，开创了新的时代”。朱棣死后庙号本为“太宗”，至嘉靖十七年(1538)改称“成祖”，世宗君臣赞其“再造之功，同于开创”。可以说，明朝从衰弱失败的建文王朝，到强盛成功的永乐王朝，无论是治国理念，还是施政作为，乃至实际效果，都已经明显不同。
永乐元年（1403年），朱棣为标榜文治，命翰林侍读学士解缙等人，广采天下书籍，分类编辑成书，不厌浩繁。第二年冬便编成了一部大型类书，朱棣命名为《文献大成》。但朱棣仍嫌此书简略，又命姚广孝等人重修，自有书契以来，凡经、史、子、集、百家、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各书无不包罗。永乐五年（1407年），书成，朱棣赐名《永乐大典》。这是一部规模空前的大型类书。全书22937卷，其中仅目录就有16卷，共11095册，总计约三亿七千万字。自先秦至明初，所引书七八千种之多，保存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极为珍贵。永乐四年（1406年），诏建北京宫殿。
永乐七年（1409年）后，朱棣多次北巡，长期住在北京，而以太子监国南京，天下奏章都要送往北京行在所。朱棣时期，完善了文官制度，在朝廷中逐渐形成了后来内阁制度的雏形。同时，提出“为治之道，在于宽猛适中”的原则。他利用科举制及编修书籍等笼络地主、士人，宣扬儒家思想，以改变明初过事佛、道教之风，选择官吏力求因才而用，为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南下北征
永乐四年（1406）七月，朱棣命成国公朱能佩征夷将军印充总兵官，西平侯沐晟为左副将军，新城侯张辅为右副将军，督师南征。进入安南，传檄数胡季犛、胡汉苍父子二十大罪，并告谕国人将辅立陈氏子孙。明军连战告捷。胡氏烧掉宫室，驾舟入海，后为明军所获。朱棣下诏，改安南为交趾，设立交趾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及都指挥使司，辖十五府，三十六州，一百八十一县，由布政司直隶五州，分辖二十九县，凡要害处，均设立卫所，加以控制。
永乐七年（1409年）二月，朱棣派使节赴鞑靼，要求“相与和好，朕主中国，可汗主朔漠，彼此永远相安无事。”不料，使节被杀，朱棣大怒，声称“逆命者歼除之”。当年七月，朱棣派淇国公丘福为征虏大将军，率师十万征讨鞑靼。但由丘福先率领千余人马到达胪朐河，轻敌冒进、指挥失当，与武成侯王聪、同安侯火真、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远一同战死，其所率领的人马也在胪朐河覆没。朱棣震怒，决意亲征。
永乐八年（1410年）二月，朱棣率五十万大军深入漠北，亲征鞑靼。五月，在斡难河畔大破本雅失里军，本雅失里仅以七骑逃遁。明军又击破阿鲁台军于兴安岭。阿鲁台部众溃散，阿鲁台携家属远遁，明军大获全胜。后来，阿鲁台降顺，朱棣封其为和宁王。在此之前，朱棣已封瓦剌首领马哈木为顺宁王、太平为贤义王、把秃孛罗为安乐王。但瓦剌势力不断强大，不仅阻遏明朝到西北的通道，而且企图控制鞑靼。朱棣不允许北方出现强大势力，于永乐十二年（1414年）二月，再度出塞，亲征瓦剌。六月，大破瓦剌首领马哈木，向阿鲁台宣谕捷报。这一仗，明军以五十万之众对付约三万人的瓦剌军，却打得异常艰苦，明军虽胜，而双方杀伤相当。第二年，瓦剌马哈木等遣使向明朝谢罪，恢复了对明朝的朝贡关系。
永乐十四年（1416年），朱棣下令营建北京宫殿。到永乐十八年（1420年），北京宫殿落成。这年九月，朱棣下令以北京为京师，正式迁都北京。朱棣迁都北京时，曾遭到不少人的反对。
永乐二十年（1422年）到二十二年（1424年），朱棣又三次率师出征漠北，但所获甚微。
驾崩归途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正月，鞑靼部首领阿鲁台率军进犯明山西大同、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北）等地。明成祖遂调集山西、山东、河南、陕西、辽东五都司之兵于京师（今北京）和宣府（今河北宣化）待命。四月三日，以安远侯柳升、遂安伯陈英为中军；武安侯郑亨、保定侯盂瑛为左哨，阳武侯薛禄、新宁伯谭忠为右哨；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为左掖，成山侯王通、兴安伯徐亨为右掖；宁阳侯陈懋、忠勇王金忠（又名也先土干）为前锋，出兵北征。二十五日，进至隰宁（今河北省沽源县），获悉阿鲁台逃往答兰纳木儿河（今蒙古境内之哈剌哈河下游），明成祖令全军急速追击。六月十七日，进至答兰纳木儿河，周围300余里不见阿鲁台部踪影，遂下令班师。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十八日，朱棣死于北征回师途中的榆木川（确切位置有争议）。这时六师在外，京师无主，朱棣左右商定绝对不泄露皇帝逝世消息。内臣马云与大学士杨荣、金幼孜商议，将军中的锡器收集起来熔成一椑（棺），将朱棣收殓。又将椑放在辇上，每天早晚照常上膳。大军继续朝京师进发，同时派人密报太子。
不久后皇太子朱高炽即位，便是明仁宗。朱棣被安葬在天寿山明长陵，与徐皇后合葬，尊谥称“启天弘道高明广运圣武神功纯仁孝文皇帝”，原庙号明太宗。明世宗嘉靖时改为明成祖。谥号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
为政举措
政治
加强皇权
（一）加强削藩
永乐初，朱棣为了安抚诸位藩王，稳定国内局势，同时表示自己和建文皇帝的不同，曾先后复周、齐、代、岷诸亲王旧封；建文皇帝的弟弟吴王朱允熥、衡王朱允熞、徐王朱允尚未就藩，朱棣皆降为郡王，同年又将已就藩的朱允熥、朱允熞召到燕京，以不能匡正建文皇帝为由废为庶人，软禁于凤阳，仅留朱允奉祀懿文太子，而朱允不久也于永乐四年死于火灾。但当其皇位较巩固时，又继续实行削藩。周、齐、代、岷诸王再次遭到削夺；迁宁王于南昌；徙谷王于长沙，旋废为庶人；削辽王护卫；削齐王护卫及官属，不久废为庶人。
（二）清除异己
建文四年（1402年），朱棣攻占南京后，左佥都御史景清行刺未遂，朱棣下令夷其九族，尽掘其先人冢墓。又籍其乡，转相攀染，致使村里为墟。后遂泛指朱棣穷治忠于建文诸臣之举。如方孝孺被灭十族，谪戍者八百七十三人，外亲坐死者复千余人；练子宁之死，弃市者一百五十一人，九族亲家之亲，被抄没戍远方者又数百人；陈迪之死，远戍者一百八十余人；司中之诛，姻族从死者八十余人；胡闰之死，全家抄提者二百七十人；董镛之死，姻族死戍者二百三十人；卓敬、黄观、齐泰、黄子澄、王度、卢原质等之死。
（三）监察机构
朱棣重视监察机构的作用，设立分遣御史巡行天下的制度，鼓励官吏互相告讦。他利用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设置镇守内臣和东厂衙门，恢复洪武时废罢的锦衣卫，厂卫合势，发展和强化了专制统治。
改革吏治
朱元璋时，由于废除了丞相制度，皇帝直接领导六部，事无巨细都要皇帝亲自处理，所以皇帝非常累。朱棣时期，完善了文官制度，在朝廷中逐渐形成了后来内阁制度的雏形。这个内阁制度后来被西方国家所效仿，一直延续。但内阁品级不高，一般要经过翰林院庶吉士锻炼，后来形成了“不是庶吉士不能进内阁”的潜规则。
迁都北京
北平是朱棣兴王之地，朱棣在此经营多年，统治比较稳定；另外北平处于北方农业区与牧区接壤处，交通便利，形势险要，是汉蒙各族贸易的中心以及北方政治与军事要地，定都于此不仅可抗击自北入侵的蒙古人，且可进一步控制东北地区，由南则可统领中原，有利于维护全国统一。因此，朱棣即位后，即开始准备迁都。永乐元年，诏以北平为北京，改北平府为顺天府。永乐四年（1406年），北京方面的臣僚开始奉旨征调工匠、民夫上百万人，正式营建北京宫殿。永乐五年，五月建北京宫殿。永乐九年，命工部尚书宋礼等修会通河。永乐十三年（1415年）五月，平江伯陈瑄等开凿淮安附近之清江浦，使久废的运河重新畅通；永乐十九年（1421年），改京师为南京，北京为京师。十二月，北京郊庙宫殿建成。十九年正月，朱棣在北京御奉天殿，朝百官，大祀南郊。迁都大政至此基本完成。此后北京一直是明朝的京师。今天的故宫、天坛、太庙（劳动人民文化宫）等规模宏大的建筑，就是自此开始陆续建造的。这为后人留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人事任用
朱棣时期任用的官吏
内阁
解缙、黄淮、胡广、胡俨、杨荣、金幼孜、杨士奇，杨溥
名臣
蹇义、郁新、刘观、郑赐、宋礼、金纯、夏原吉、吕震、金忠
酷吏
陈瑛、纪纲
功臣
封王朱能，张玉（封其子张辅为英国公），沐晟
封公孟善、丘福、徐增寿、陈亨、陈懋、郭亮、李彬、李远、柳升、宋晟、徐忠、袁容、张信、郑亨、沐春、姚广孝、王聪、顾成、张武、陈珪、薛禄、王真、吴允诚、薛贵
封侯孟瑛、陈瑄、何福、李濬、孙岩、谭渊、房宽、王友、王忠、刘荣、郭义、朱荣、王通、火真、薛绶
封伯陈贤、陈旭、刘才、张兴、赵彝、沐昂、房胜、徐理、徐祥、金玉、高士文、陈志
宦官
郑和：三保太监，七下西洋。
王景弘：郑和的副手。
侯显：有才辨，强力敢任，五使绝域，劳绩与郑和亚。
亦失哈：巩固北方边防，晚年研究改造武器，如改造bq（装枪头-为安装cd的先驱）。
王彦：原名王狗儿，尚宝监太监。
昌盛：神宫监太监，贵州人。历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五朝
阮安：明永乐朝时的著名建筑师和水利工程师。
经济
朱棣为保证北京粮食与各项物资的需要，于永乐九年疏浚会通河，永乐十三年（1415年）凿清江浦，使运河重新畅通，对南北经济文化交流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朱棣注意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认为“家给人足”、“斯民小康”是天下治平的根本。他大力发展和完善军事屯田制度和盐商开中则例，保证军粮和边饷的供给。派夏原吉治水江南，疏浚吴淞。在中原各地鼓励垦种荒闲田土，实行迁民宽乡，督民耕作等方法以促进生产，并注意蠲免赈济等措施，防止农民破产，保证了赋役征派。通过这些措施，永乐时“赋入盈羡”，达到有明一代最高峰。
永乐三年（1405年），全国税粮31133993石，这是连续第三年保持在三千一百万石以上的税收，按照当时不足一千万户的民户统计，每户平均纳税超过三石。此外从永乐元年起军卫屯田的收入也达到高峰23450000石，加上民户交纳的税粮，平均到当时人口，人均超过一石。
军事
参见：明成祖北伐、南征安南、望海埚之战（望海埚剿倭大捷）
注重北疆
朱棣对北部边防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和改造，不仅使边防指挥系统和沿边兵力部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也使北部边防的攻防组合得到改善。在此基础上，以京军为后盾的分地防御的边防格局初步形成。
北征蒙古
朱棣为了彻底解决元朝的残余势力，从1410年（永乐八年）开始，朱棣亲自率领明军进行北伐。这次北伐，明军在飞云山大战中击破五万蒙古铁骑，蒙古本部的鞑靼向明朝称臣纳贡。五次北伐致使蒙古势力进一削弱，维护了明朝边境的安宁，后来朱棣亦在第五次亲征得胜回朝途中病逝。
南征安南
安南古称交趾，自汉唐以来，一直是中国的属地，五代以后，方独立成国。元末战乱，安南趁机从中国版图脱幅，一度发兵攻入思明路永平寨，超越元代定界铜柱二百余里，霸占丘温、庆远等五县。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曾颁诏晓谕安南国王陈日昆，命令归还，但陈朝此时已由国相黎季犛掌权，他胁迫国王陈日昆，称兵拒命。朱元璋以战争方息，重在安抚，不愿再起干戈，于是置之不理，安南从此处于半独立状态。
后朱棣于1406年至1407年期间派兵攻打安南，最终安南独立，明封黎利为安南国王，从此朝贡不绝。这场战争最后以明朝胜利、胡朝灭亡告终，越南被并入明朝领土，标志着安南属明时期的开始。
望海埚大捷
永乐九年（1411年）三月，朝廷任命刘江为辽东总兵官，负责辽东防务。刘江是邳州宿迁人（今江苏省宿县），本名刘荣，因替父参军故冒父名刘江，后来立功授广宁侯，才改用初名刘荣。
永乐十四年（1416年）十二月，于旅顺口、望海埚、左眼、右眼、西沙洲、三手山、山头等地修建烽台七座，派兵防守，以防倭寇。永乐十七年（1419年）六月十五日在望海埚发生战争，此战总计杀死倭寇742名，生擒857名。刘江令用50辆大车载运俘虏，胜利地结束了望海埚战斗。
大阅兵
明史上最有名的大阅兵，发生在永乐十九年（1421年）三月，明成祖朱棣在北京北边的怀来调集军队10万人，精心挑选“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精锐相继表演骑兵包抄、步兵突击、步骑合击等项目，从广西、云南、四川调来的“土狼兵”、白杆兵演练了步兵劲弩齐射、长枪步兵刺杀训练等“军事科目”。来“观礼”的使节达27个国家之多。明朝军威之盛与睦邻友好的国策，在各国引起巨大反响。
文化
编纂大典
永乐元年（1403年）七月，朱棣命解缙、姚广孝、王景、邹辑等人纂修大型类书，至永乐二年（1404年）十一月编成《文献大成》，即《永乐大典》。《永乐大典》是中国古代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收录入《永乐大典》的图书均未删未改，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比十八世纪中叶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和《法国百科全书》要早300多年。
尊崇儒家
他利用科举制及编修书籍等笼络地主知识分子，宣扬儒家思想以改变明初嗜佛之风，选择官吏力求因才而用，为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宗教管理
朱棣在位期间，一方面严厉整顿和限制佛教，完成了对明朝整顿和限制佛教政策的补充和完善，另一方面又大力对之加以提倡和保护。朱棣对佛教采取的政策和措施，对他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维护国家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对佛教整顿和限制政策也为后朝所沿用，影响深远。朱棣崇奉真武神，大修武当山宫观，扶植武当道教，这是明史和中国道教史上的一件大事。
民族
朱棣在位期间，面对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处理方式，因此其民族关系思想也非常丰富。他的民族关系思想吸收了先前历朝历代皇帝的经验教训，对整个明朝乃至后世的清朝民族关系的处理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乌斯藏
河州卫口外的边都沟（今青海省循化县文都乡）土司，是十世班禅大师所出身的文都千户家族。该家族原在西藏，与萨迦款氏家族同宗，先祖随八思巴到青海，定居在循化文都，成为当地的藏族首领。明朝初年该家族归附明朝，其首领赏思曾进京朝贡，受到朱棣的封赏。直到本世纪五十年代，文都千户家还保存着朱棣赐给赏思的敕书和铜牌。朱棣还试图把当时宗教人物格鲁派（黄教）的创始人宗喀巴请到明廷。到15世纪初，宗喀巴主张的一种新的和更严格的寺院生活很受人注意，所以在1407年，朱棣请他来朝廷。宗喀巴拒绝了，1413年朱棣再次发出邀请，宗喀巴派了他的主要弟子之一释迦也失代替他前往南京。释迦也失从1414年至1416年留在南京，随即获准带了丰厚的礼物回藏。格鲁派继续与明朝朝廷交换礼物并派去使团，直至15世纪30年代。其他西藏的宗教领袖也受到推动而与明朝发生联系。虽然朱棣是出于对这些引人注目的宗教领袖的好奇心，但他也有意识地拒绝给任何可能因此会建立政治霸权的西藏领袖以唯一的中国庇护。朱棣鼓励政治的分裂，在这种背景下，朱棣没有承认该国名义上的世俗统治者帕木主巴王或与他建立关系，这很可能是精心策划的让西藏人分裂的政策的一部分。
蒙古
朱棣通过搞瓦解、赏赐和平定外蒙古的不听命于他的东蒙古人和瓦剌（西）蒙古人以及在其南面住在东内蒙古的兀良哈诸部落，想方设法在北方边境取得和平。在朱棣征剿叛逆的阿鲁台和马哈木部落领袖的同时，他还派使团带着礼物邀请蒙古人在纳贡制度下进行贸易。明朝廷利用这一制度出于几个目的。它提高了朝廷的威信；它能不求助于武力而使游牧民安分；它为明朝骑兵提供马匹的来源。蒙古诸部落接受这样的安排，因为它们需要取得中国的货物，虽然当它们的需要不能通过贸易得到满足时经常袭掠边境。为了控制蒙古纳贡使团的次数和规模，他们来华的路线和入境点、他们在朝廷呈献时的礼仪、朝贡品应付的价格、以及送给部落领袖及其使者的礼品，明朝廷都制订了细致的规定。例如，兀良哈诸卫获准每年派使团两次，每次300人，一次在皇帝生日时，一次在中国的元旦。但是这类规定从来没有严格实施过，也没有用于更远的东蒙古人和瓦剌蒙古人。蒙古使团一般呈献马、家畜作为贡品，要求报酬、礼品、官职和贸易特权。朝廷以钱钞、白银、丝绸、纺织品、官品和官衔赏赐给部落领袖及其使者，以高价收取贡品，并准许蒙古人在指定的地点进行贸易。例如，在1404和1406年为女真和兀良哈诸部落在开平和广宁设立两个马市。但是朝廷派的官员（通常为宦官）出于私利，经常改变赐给蒙古人的礼物的规格和他们贡品的价值。这样就常常引起纠纷和对边境的劫掠。已在辽东半岛定居的来自泰宁、朵颜和福余三个卫的蒙古人在永乐年间派出了最正规的纳贡使团。这是因为他们靠中国的礼品、补助和定期贸易为生，而朝廷则需要与他们保持良好的关系，以确保北方边境的安全。根据《明实录》，兀良哈部在某些年份（如1403年、1406年、1413年和1416年）作为一个正式的集体前来朝廷，但一般地说，这些使者被认定是代表个人的，呈献的贡品也多于容许的数量。兀良哈部的贡品主要是马匹；1414年的一次他们带来了约3000匹马。兀良哈部的纳贡使团在1410年、1411年、1418年和1422至1424年这些年份停止来华。中断出现在他们参加了阿鲁台或瓦剌人的叛乱时期，如1422年；这一次他们被阿鲁台征服，被迫参加他的事业。但是，当和平恢复，明廷继续接受兀良哈的使团，甚至为了保持和平，还容忍偶尔发生的边境劫掠事件。在阿鲁台统治下，东蒙古人继续与明成祖朝廷保持纳贡关系。明朝也容忍经常爆发的小的敌对行动，因为他谋求维持边境的和平。已知阿鲁台早在1408年就派过一个使团，但在1410年征蒙战役中他战败后，他才开始定期派出使团。在1410年至1424年期间，阿鲁台派了27个使团至明朝廷，此数超过了规定，而且在连续的两年（1413年和1414年）中他共派了11个使团。贡品主要为马匹。作为回报，明朝廷赐给他和他的使者纸钞、白银、丝织品和各种生活用品，授予他们官衔并慷慨地酬答他们的贡品。在1421年、1422年、1423你或1424年明成祖征讨阿鲁台时期，没有纳贡使团来朝。但一旦战争结束，朝廷又不加指责地接纳他的使团，其中两个使团在1424年8月明成祖死后不久到达。瓦剌蒙古人也与朱棣朝廷保持纳贡关系，在此同时又几次袭扰边疆进行劫掠。1408年10月，马哈木派第一个纳贡使团携马匹前来明朝廷；马哈木得到了封地并被赐给一枚王的印玺。1409年其他两个瓦剌部落领袖也得到类似的封赏。除了1414年、1416年、1420年和1422年，瓦剌人每年派正规的使团来朝。这些使团一般来自马哈木，但也有少数是其他部落领袖派出的。贡品主要为马匹。瓦剌使团在1414年中断来朝，当时马哈木造反；但在1415年瓦剌人恢复进贡。1418年4月，在马哈木死后两年，他的儿子脱懽与其他两个部落的领袖来到朝廷，要求继承他父亲的品位。这一请求被批准，于是脱懽派使团几乎岁岁来朝，一直到了永乐统治的末年。
奴儿干都司
永乐元年（1403年），明朝派人至奴儿干地区招抚，次年各部归附，朝廷任命各首领为指挥同知等职，其后数年，明朝即以此为基础，逐渐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成立了一百三十一个卫，永乐七年（1409年），在当地官员忽剌修奴的建议下，在黑龙江入海口一带成立都指挥使司以统辖各卫，以康旺为都指择同知，王肇舟为指挥佥事。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的统治范围，东南起日本海，并包括库页岛，西至斡难河（今鄂嫩河），北抵外兴安岭。其对于东北地区的统治并非直接掌管，而仅是在重要地点设军事据点及发展交通路线，各族实质上仍由各部族自行统治，而除少数官员之外，大多数官军人员由当地部族人民担任，中央间或派遣人员加以巡视宣慰各族人民。明成祖之后，明朝对于东北的经营较不重视，该地官员大多成为世袭而不受中央控制，宣德九年（1434年），正式撤销奴儿干都司。
女真族
朱棣在位时期把满州诸女真部落纳入纳贡制度之中。女真诸部落包括定居在鸭绿江西北和长白山之南的建州和毛怜部落；住在松花江和阿什河附近的半务农的海西女真；沿鸭绿江和乌苏里江靠渔猎为生的好战的生女真。皇帝有四大目标：保持满洲的安宁，以便他能集中精力对付蒙古的威胁；不让朝鲜成为在满洲支配一切的力量；促进诸如马匹和裘皮等产品的交易；在较为发达的女真部落民中传布中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念。朝廷在建立与女真人的关系方面采取了主动行动，其措施是派遣外交使团，送礼品给他们的部落领袖，邀请他们进行纳贡制度下的贸易。早在1403年，朱棣开始派一个使团出使建州女真的统治者阿哈出以进行笼络；使团受到很好的接待。12月，朱棣在建州设一女真卫，并赐官印以及钱钞、丝绸、袍服和生活用品等礼物给建州使者。不到五年，另外五个卫在女真领土上建立。朱棣在位时期，在满州设立179个卫和20个所，以确保女真人的臣服和纳贡贸易的顺利进行。许多在适当时机得到官衔、官品和贸易特权的女真部落领袖放弃了与朝鲜的联系，宣布他们效忠于明朝朝廷。
外交
外交政策
明朝的外交政策是以“宗主”自居的朝贡外交。当时的明朝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因此吸引了众多海外国家，出现了各国争相来朝的盛况。当时与明朝发生外交关系的国家多至近百个。前来朝贡者可分为三类：一是臣服于明朝，希望得到明朝承认、封赐与支持的国家或地区贡使；一是仰慕中国文化，想亲眼目睹中国风采的各国君主贵族；一是以贡使身份来华贸易的商人。
1405年，由于贡使日多，朱棣下令重置市舶司。于是在福建、浙江、广东分设来远、安远、怀远三市舶司，负责接待各国来使，而于京师设会同馆以待国宾。为了与各国来人交流，同时还设置了四夷馆，专掌翻译各国及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此后的永乐一朝中，先后有四位海外国家的国王泛海而来，其中三位留葬于明朝，这的确称得上是中外关系史上的大事。
1423年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回航的时候，船上载有16国1200多名使臣及其家属。到永乐晚期，来朝贡的国家超过60多个。
朝鲜
1402年9月，朱棣派俞士吉去通知朝鲜王李芳远他登基之事。11月，国王派使者请求新的印玺和敕封；1403年他又派一个使团，要求取得医治其父疾病的药材，它们标志着定期互派使节的开始。朝鲜人进贡土产品，如人参、漆器、豹和海豹皮；但在1429年之前，最重的负担是年贡150两黄金和700两白银。作为回报，皇帝赐给朝鲜王及其使者丰厚的礼物——丝绸、精美的衣服、药材、书籍和乐器；他还授予朝鲜王及其太子以荣誉的称号。
日本
与日本的外交关系在1380年已经中断，因为朱元璋怀疑日本人与他的失宠的大臣胡惟庸相勾结，企图篡夺皇位。关系在1399年首先被足利将军三世义满（1358年—1408年）恢复，他刚在西日本建立起他的权威。这位挥霍的将军对中国文化的爱慕是由他周围的禅宗僧人培养起来的，他急于恢复与中国的外交关系，这部分地是为了从有厚利可图的对华贸易中获益。1399年，他派一个使团带了一封颂扬的信件和贡品到建文帝的朝廷；使团受到良好的接待。义满的第二个使团在1403年晚期抵达南京，在随带的信中，将军自称“臣日本王”，此事在日本史上是一件非同寻常和有争议的事件。这是来朝新帝的第一个外国使团。
中亚、西亚
其后中亚、西亚国家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一直绵延到明末，单是帖木儿帝国，终明一世向中国派遣使节的次数就有60多次。这也说明阅兵不仅是宣示国家实力，还是扩大国家影响力的重要手段。
西洋
明朝初期以婆罗（Borneo）文莱为界，以东称为东洋，以西称为西洋，故过去所称南海、西南海之处，明朝称为东洋、西洋，且暹罗湾之海，称为涨海。
永乐三年（1405年），朱棣派遣宦官郑和为正使，王景弘为副使，率水手、官兵27800余人，乘“宝船”六十二艘，远航西洋。明朝舰队从苏州刘家港出发，到占城（今越南南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苏门答腊及锡兰等地，经印度西岸折回返国。以后又于1407年至1433年的二十多年间，先后七次出海远航，经过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岸、红海和伊斯兰教圣地麦加。
史籍记载
《明史·本纪第五·明成祖一》
《明史·本纪第六·明成祖二》
《明史·本纪第七·明成祖三》
《明太宗实录》
后世纪念
陵寝墓地
明成祖朱棣死后葬于长陵。明长陵是北京十三陵之首陵，朱棣及皇后的合葬墓。
始建于永乐七年（1409年）。
人物评价
总评
明成祖文武全才，宽严并济，知人善任，谗间不行，用兵应变，机智神勇。郡县有遇到灾害的，就免租赈灾，荣受直言，保全功臣。外国受封之国多达三十余个，国势极盛！唯独对建文帝忠臣处理过狠，不能说是没有遗憾的。
历代评价
李贽：“我国家二百余年以来，休养生息，遂至于今。士安于饱暖，人忘其战争，皆我明成祖文皇帝与姚少师之力也。”
万斯同：“帝刚果善断，能决大谋。用兵常以少击众，开阖如神。身先士卒所向克捷。知人善任，使士有一艺辄录用，弗遗与臣下语。表里洞达，无识芥之嫌，不侈祯祥。每谨灾变水旱饥馑赈恤如弗及以故六军数出，工役繁兴与而民不至困敝。在位二十二年，励精勤政，威德远被。穷荒绝域，受朝命修职数十国，其建司置卫，设官世守者以千百计，有明功烈于斯为盛矣。”
吕抚：“上文武全才，宽严并济，知人善任，谗间不行。用兵应变，机智如神，郡县灾伤，蠲租赈谷。容受直言，保全功臣。外国受封者三十余国，亦盛矣哉。”
梁启超：“明成祖以雄才大略，承高帝之后，天下初定，国力大充，乃思扬威德于域外，此其与汉孝武、唐太宗之时代正相类。明成祖既北定鞑靼，耀兵于乌梁海以西，西辟乌斯藏，以法号羁縻其酋，南戡越南，夷为郡县。陆运之盛，几追汉唐，乃更进而树威于新国。郑和之业，其主动者，实绝世英主明成祖其人也。”
毛泽东：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不识字的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
《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明成祖被公认为一个多智多谋和精力充沛的征战者，通过他的征剿和对外的远征，他完善了开国皇帝的丰功伟绩，并使明朝的力量和影响达到了顶峰。他被誉为一个有干劲和献身精神的统治者，他恢复了儒家治国之术和重新建立起古代的政制；他又被誉为一个把帝国南北两部分统一起来从而为王朝奠定新基础的人。
孟森：“明成祖以马上得天下，既篡大位，遂移其武力以对外，凡五征漠北，皆亲历行阵，假使建文承袭祖业，必不能有此。此明一代之侈言国威者无不归功于永乐之世也。”；“明成祖朱棣是历史上争议颇大的一位帝王，他立有不世之功，创造了明初盛世，但他好大喜功，多疑好杀，手上沾满了鲜血。总体来说是功大于过。”
日本著名汉学家那珂通世：昔汉武、唐宗者，虽屡破北狄，但均系遣大将而非亲征。汉人天子远渡沙漠者，唯明成祖一人。
蔡石山：“明朝的永乐皇帝，驾崩于1424年8月12日，自从1402年7月17日登极以来——近乎八千零六十二天的在位期间——而且所有的证据也显示，他从未浪费过一天”。在书末，他再次评价明成祖“毋庸置疑，永乐有过多的自我，而且拥有很多的美德：他是自信、直率的，能够甄别和牢记有很强能力之人的贡献，而且保护依靠他的那些人，尤其是他的家人。不过，他也有黑暗面，特征就是不必要又未经思考的侵犯性，而这类侵犯性经常产生了暴虐和消耗”。
白寿彝：朱棣的好大喜功、耀武扬威的性格，也不免在处理外交事务上造成失误。永乐四年，朱棣派兵入安南，平定黎氏之乱后，下诏改安南为交阯，设立交阯布政司，使之成为明皇朝的一个辖区。这一做法，显然是违背了安南人民的愿望，安南人民不断起来反抗。为了平定安南人民的反抗，明皇朝屡屡遣军南征，战争持续了二十多年，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史书评价
《明史·成祖本纪》：文皇少长习兵，据幽燕形胜之地，乘建文孱弱，长驱内向，奄有四海。即位以后，躬行节俭，水旱朝告夕振，无有壅蔽。知人善任，表里洞达，雄武之略，同符高祖。六师屡出，漠北尘清。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明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陨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然而革除之际，倒行逆施，惭德亦曷可掩哉。
明仁宗朱高炽《大明长陵神功圣德碑碑文》：惟皇考靖难之绩，实配皇祖开创之功。而守文致理，充拓疆宇，才略之大，条理之密，又本之以尧舜文武之心。故勋业甚盛，是汉唐宋以来英君明主轶，而过之远矣。
明宣宗朱瞻基《大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序》:皇祖太宗文皇帝以至仁大圣奠安宗社，君主华夷，覃霈恩泽，一视同仁。礼乐文明之化，弘被远迩，乾坤之内，日月之所照临，四裔君长，悉臣悉顺，朝觐贡献之使，接踵道路，稽颡阙下者无虚日，建官府、授封爵逾数十万里之外，德威广被，古所未有，何其盛也。
《大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二百七十四》：盖唐虞三代以来，若汉之高帝、世祖，唐之文皇，宋之太祖，其宽仁大度、聪明文武、闳远之规、乾刚之用，帝皆兼而有之，是以功烈之盛，前古鲜俪焉。
人物争议
生母之谜
朱棣的生母是数百年来一直扑朔迷离。中国古代正妻生的儿子称嫡子，非正妻生的儿子称庶子。正妻被称为嫡母，其它的妾被称为庶母。对帝王家来说，嫡子和庶子在名份上有重大差别。按照封建宗法制度，皇帝死了，皇位要由嫡长子继承。即使嫡长子死得早，如果嫡长子有儿子，也要由嫡长子的嫡长子来继承，其他庶子则不得觊觎。
马皇后所生
朱棣自称是马皇后所生，是嫡子。依据是《燕王令旨》说：“顾予匪才，乃父皇太祖高皇帝亲子，后孝慈高皇后亲生，皇太子亲弟，忝居众王之长”。《明太宗实录》也说：“高皇后生五子，长懿文皇太子标，次秦愍王樉，次晋王，次上，次周定王橚。”《明史。成祖本纪》因之，云：“文皇帝讳棣，太祖第四子也。母孝慈高皇后。”
其实，经历代学者考证，明成祖的生母不是马皇后。明成祖的生母问题，不只是关系到他的身世，而且深刻地影响到他一生的行为。
碽妃所生
有野史记载碽妃就是朱棣生母，并且正史之中也能找到应对此项推测的证据。明末何乔远之《闽书》、谈迁之《国榷》、《国史异考》、李清之《三垣笔记》中都记载过，根据是明汪宗元撰《南京太常寺志》。《南京太常寺志》中确实写明，朱棣的母亲是碽妃，而孝陵神位的摆布为左一位李淑妃，生太子朱标、秦王、晋王（根据史料，李淑妃不可能是太子朱标生母），右一位碽妃，生成祖朱棣。近人傅斯年、朱希祖、吴晗等也皆主此说。
元妃说、高丽妃说
另外的说法有元妃说、高丽妃说。明王世懋著《窥天外乘》记：“成祖皇帝为高皇后第四子甚明，而野史尚谓是元主妃所生。”清萨囊彻辰撰《蒙古源流》则说成祖是元主妃洪吉喇氏所生。“先是蒙古托兖特穆尔乌哈噶图汗（元顺帝）岁次戊申，汉人朱葛诺延年25岁，袭取大都城，即汗位，称为大明朱洪武汗。其乌哈噶呼图汗之第三福晋系洪吉喇特托克托太女，名格呼勒德哈屯，怀孕七月，洪武汗纳之。越三月，是岁戊申生一男。……”说得神乎其神，似乎确有其事。刘献廷在《广阳杂记》中说：“明成祖非马后子也。其母翁氏，蒙古人，以其为元顺帝之妃，故隐其事，宫中别有庙，藏神主，世世祀之，不关宗伯。有司礼太监为彭恭庵言之。余少每闻燕主故老为此说，今始信焉。“近人傅斯年所见的明人笔记，则以成祖为元顺帝高丽妃所遗之子。
诛灭十族
关于朱棣对方孝孺“诛十族”的说法，有学者提出质疑。南开大学南炳文、汤纲所著《明史》中沿用“诛十族”的说法。此外，原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商传的《永乐皇帝大传》、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毛佩琦《永乐皇帝大传》也用此种说法。
近年来有学者提出质疑。方孝孺殉难事迹目前所见的最早记载是《奉天靖难记》。至《立斋闲录》成书的成化末至弘治中后期，“诛十族”的说法还没有出现。方孝孺殉难事迹的信息自明中叶以后有增加的趋势，尤以郑晓所记《文学博士方孝孺》为综合诸多说法的代表。而“诛十族”一说自弘治、正德年间以文本形式出现后，开始被人们引用或重视，但也仅是作为一种说法，并未成为方孝孺殉难事迹不可缺失的一部分。至明末，方孝孺殉难事迹与“诛十族”联系得非常紧密，很少有文献在涉及他的殉难事迹时不谈及“诛十族”的。入清之后，清代官方史书未采行“诛十族”的说法和叙事，但大致保留了方孝孺殉难事迹中的其他信息。此时在民间和私修史书中“诛十族”情节仍然与方孝孺殉难事迹紧密结合且广泛流传。
通过梳理明代几种主要文献中的方孝孺殉难事迹，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方孝孺殉难事迹的记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信息被加入，其中就包括“诛十族”说。综合考量历史和法律、制度文献，方孝孺殉难事迹的叙事演化过程是由很多因素综合导致的。
其一，方孝孺在信奉儒家学说的士大夫心中确实很冤，他践行儒家的忠义，最后死于气节，符合舍生取义的价值取向，所以明朝历代均有对其表示同情的士大夫，并随着士大夫政治的兴起逐渐被平反，而平反的过程又促进方孝孺殉难叙事的丰富。其二，方孝孺的持节守义彰显了士大夫的忠义精神，成为后世士大夫的楷模，也成为伸张士大夫政治的精神象征，在启、祯两朝更是成为东林人士的精神榜样。其三，明末关于方孝孺的殉难叙事中均有“诛十族”的内容，入清以后更是广泛流传。正是上述原因的作用，才形成了我们今日所熟知的包含“诛十族”在内的方孝孺殉难事迹。故而有学者认为，“诛十族”只是一种cs，并非史实。
为政争议
五征蒙古
对于朱棣的五出三犁，明初本没有太大争议，一方面由于官方正史的全面肯定，另一方面出于民族尊严的考虑，即使官方史料存在夸大其词的嫌疑，也没有多少文人去细究。随着明史研究的如火如荼，许多专家学者开始深入研究，重新审视明成祖五出漠北这一历史重大事件。毛佩琦在《永乐大帝：朱棣》中对朱棣五出漠北基本持否定态度，“以朱棣的胸怀，是要做全天下之主的，他的征交阯、下西洋、出西域等等，均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唯独北征蒙古，为之留下了终生遗憾，垒土九仞，功亏一篑，每读史至此，常为惜之。”毛佩琦叹惜朱棣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但惟独对北征蒙古留下遗憾，并在著作中细致分析了北征蒙古的不可取性。滕新才的《明成祖五征蒙古评议》对朱棣五征蒙古持全面否定态度：“明成祖朱棣五次北征蒙古，是好大喜功性格的产物。五次北征，劳而无功，反导致明朝国库空虚，民族关系恶化，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很多学者诟病朱棣五征蒙古未能一劳永逸。
用人之失
明成祖在长达二十二年的帝王生涯中，有一些用人方面的过失。首先，对于真心归降的建文旧臣，明成祖能够做到不计前嫌、择才用之，而对于那些不肯归降的人则大开杀戒。其次，任用酷吏。明成祖知道自己的皇位得来的不光彩，便疑心臣下对自己的忠心。为了更好地控制臣下，他就像当初的武则天一样任用酷史打杀异己，其中有不少朝臣就死于酷吏之手，像解缙、周新等。第三，重用宦官，还创设了东厂这一臭名昭著的特务机构。东厂一经设立便终明一世不废，宦官由此可以堂而皇之地对上自王公大臣、下自平民百姓的一言一行进行侦伺，从而使整个社会处于特务组织的严密监控之中。这为宦官干政创造了有利条件，成为有明一代最为严重的弊端之一，明成祖对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逝世地争议
明十三陵的长陵碑记及《明史》等均记载朱棣病逝于榆木川。对于榆木川的确切位置，有河北沽源县北说、多伦县西北蔡木山与克什克腾旗交界说、多伦县东南三道沟林场说、今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东南说等。从蒙元时期多伦诺尔的地理概念和朱棣逝后遗体运回京城的路线来看，榆木川当在多伦县西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