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大主义虽然是朝鲜王朝长期以来奉行的对华政策，但“事大”一词最初是来自《孟子》一书，所谓事大主义实际上是儒家的一种外交理念，宋元及宋元之前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不少对这种理念的运用实例，而真正将之作为一种外交政策的还是朝鲜王朝。
事大主义指的是什么
事大主义是一种儒家的外交理念，是基于强弱力量对比情况之下小国侍奉大国以保存自身的策略，特指1392年-1895年朝鲜王朝对中国明朝和清朝称臣纳贡的政策。
事大主义的出处和渊源
“事大”一词出自《孟子》中的“以小事大”一语。【吃瓜网】《孟子·梁惠王》下篇：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对曰：“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整事獯鬻，勾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
事大主义作为一种儒家的外交理念，最早运用于中国。事大主义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像郑国、鲁国等紧邻大国的小国不得不择强而事，以保全其国家，而一旦违背，则往往招来亡国之祸。在儒家经典中，已多次阐述事大思想，如《周礼·夏官·司马》有言：“比小事大，以和邦国。”东汉·郑玄注：“比犹亲。使大国亲小国，小国事大国，相合和也。”这种理念也为《春秋》所肯定，《春秋左氏传》有言：“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因此西晋的孙楚在《为石仲容与孙皓书》中写道：“见机而作，《周易》所贵；小不事大，《春秋》所诛。”
汉代以后儒家思想在中国占据统治地位，每逢分裂割据的乱世之时，儒家的“事大”理念便会得到运用。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后秦君主姚兴虏获了南燕君主慕容超的母亲，慕容超派使者韩范前去索要母亲，姚兴问韩范：“为依《春秋》以小事大之义？为当专以孝敬，为母屈也？”其言下之意便是要慕容超按“以小事大”的规矩来向他称臣。前凉权臣张瓘与诸将商议如何应对强大的前秦之时，诸将皆曰：“姚襄、张平一时之杰，各拥众数万，狼顾偏方，皆委忠献款，请为臣妾。小不事大，《春秋》所诛，惟君公图之。”由此可见“事大”理念作为一种乱世中的自保之策已深入人心。
五代十国以后，随着分裂割据局面的再度出现，“事大”再度广泛应用于外交场合。当时南唐、吴越等南方小国面对已统一北方的后周、北宋等大国，被迫称臣纳贡，他们称这种政策为“事大”。如《新五代史》记载：“（南唐中主李璟）尽献江北地，世宗（周世宗柴荣）许之……始赐璟书曰：‘自有唐失御……倘坚事大之心，必不迫人于险。’”。又如《类说》卷五三引宋杨亿《谈苑》：“开宝中王师围金陵，李后主遣徐铉入朝，对于便殿，述江南事大之礼甚恭，徒以被病，未任朝谒，非敢拒诏。太祖（宋太祖赵匡胤）曰：‘不须多言，江南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两宋、辽、西夏、金对峙时期，依然延续着“事大”这种外交传统，如《续资治通鉴·宋仁宗庆历四年》：“若以元昊于北朝失事大之体，则自宜问罪。”南宋对金国也不得不行“事大”之策，在1129年金军猛攻南宋、宋高宗逃亡海上之际，曾下诏说：“如金人尚容朕为汝兵民之主，则朕于事大之礼，敢有不恭！”也就是说只要能苟安，便愿意向金国恭行“事大”之礼。
不过总的来说，大一统是中国历史的主流，“事大”在中国只是特定时期才被运用，而真正称得上“事大主义”的便是中国的东邻朝鲜。事大主义引入朝鲜后成为朝鲜王朝对华政策的代名词，如朝鲜礼曹中“事大司”居于各司之首，近代朝鲜开港后主张效忠清王朝的官僚集团被称为“事大党”，“事大”一词亦被广泛应用于朝鲜与中国有关的文书中。